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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創校於1898年,前身為台北州立第一中學校,是日治時期總督府最早設立的五年制中學校,校史迄今已屆一百零五年,跨越三世紀,見證台灣政治、社會、文化的巨變,傳統因校風之自由而卓越,校友人才輩出。由「北一中」到「建中」,這是台灣教育史上的珍寶,值得撫今追昔,值得繼往開來,更應編成史篇,以供鑑往知來。

然而,現存可資展讀的校史卻是貧乏的。典型幽微、人物凋零、史料散佚、古蹟傾頹,在在警示著我們已非知史重史的民族,而校史室琳瑯滿目的獎盃,充其量、究其實,均只是一種歷史的緣飾,反倒凸顯了我們急功近利的性格。當代有太多的聰明人,只想開來,不知亦不願鑑往、繼往,結果不少人實際上反倒走了回頭路,問題就出在舊有積累無能梳理、取捨、轉化,而新的搬弄,在未明條理之下,又已層層堆疊,長此以往,始為「沉痾」。只要我們細心尋繹教育問題,教育史所能帶來的啟示,絕不亞於比較教育,更絕對高明於「教育大家談」或「挾洋人以自重」。而就建中言建中,一部屬於建中的教育史、學校史,是迫切的,今後建中的前程如何拓展,歷史自然不是唯一解答的來源,然而卻是不可或缺的。

紅樓的危殆,在晉身市定古蹟之後,已可徐圖安穩之道。散佚的史料,除透過各個公共典藏機構重新蒐羅外,自然還得「求諸野」。這方面的工作,重要途徑之一,便是需要積極尋訪耆老,一邊記錄口述歷史,追懷前人,彰顯典型,同時也能藉此發掘故有典籍文物,可謂一舉兩得。

我們的校史可以1945年為界,之前為「北一中時期」,之後為「建中時期」。前期目前仍健在的校友,年齡均已過七十,他們的人生閱歷以及關於母校的歷史記憶,是一筆無價的資產;老成凋謝,無人能免,應該及早進行訪談,時間已不容延宕。而1945年之後的師長,其實年歲亦高,單就歷任校長而言,目前退休而健在者,只有崔德禮、劉玉春兩位先生;至於首批畢業的校友,年齡同樣已過七十。

同樣值得關切的,還有日籍校友,以及現存於日本的典籍文物部分。限於主、客觀條件,目前一時無法親近探訪,他日待時機成熟,自當勉力以赴,庶幾無所缺憾。

若再放寬視野來看,「中學」,是學校制度中非常關鍵的一環。就個人的成長而言,中學往往是一生方向與格局探索、奠基的階段,是知識開展、價值觀範成的時期;就學校教育而言,一部中外教育史裡頭,中學因居於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間,任何制度的興革,社會與文化的發展,都會有所牽動影響。所以,中學在整個教育系統內,往往是變遷最鉅,制度最複雜的,學生從這裡開始學為成人、學為各行各業有用之才。中學教育和青少年,因此共同構成當代社會、人類文明至為多元而關鍵的一章。透過建中百年校史的紀錄,我們事實上可以提供鮮活的記憶和圖像,為社會與文明發展關鍵的此章,留下豐富生動的詮釋與見證。

我們刻正進行的「建中百年校史」口述訪談工作,是一件巨大的工程;以中學老師自發、義務工作的形式而言,無疑地,此企圖是宏偉的,規模是空前的。我們的勇氣,可能來自於友情的支持贊助,來自於對學校的珍惜與認同、對歷史的使命與熱愛,或者對於某種深遠意義的敬畏與追尋;憑著這樣一股參與和創作的勇氣,只要搭配得宜的規劃以及堅實的知識,儘管依然戒慎恐懼,但豐收卻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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