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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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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有史,家有譜,人有記,是皆記述生命經歷之過程也,而我建中立校垂一世紀,其間制度因革、人事演變、校舍興廢、教學活動諸事可無記錄乎?雖然礙於文獻不足、史實難徵,欲求其詳實精審而絕不可能,然以此為託辭而裹足不前則終將抱愧終身。因此不揣簡陋,學淺識薄,勉力蒐羅,成此草文,然僅足以為校史之預備工作,距真正的校史相去尚遠,建中校史,尚待來日。


貳、日治時期

台灣的現代教育,在日人入台據台之前尚未開始,故其肇始係於日人據台之後。西元1895年(光緒21,明治28)5月8日日人據台(6月7日「始政紀念」),其後來台日人漸多,學齡以上之兒童亦漸增加,教育問題遂亦產生。因於次年3月3日以敕令第94號制定學校官制,決定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內設立附屬學校(圖片一),此時所設的第四附屬學校為初等普通教育(小學校)。至於中學部分,1898年(光緒24、明治31)2月3日,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長町田則文氏鑒於實際上的需求,建議設立中學校,是年3月4日即以「府令第八號」改正《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規程》,招收日人男性子弟,設立修業五年的尋常中學科,日籍校友在他們所編的《沿革》(註:麗正會所編 《台灣台北州立台北第一中學校沿革》 ,以下均簡稱「沿革」)中寫道:「此日為母校的創立紀念日。」

當年4月2日,在今日中山堂附近的總督府所屬中國式房舍內,首批10名一年級新生開始上課,因此,若以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之設立為本校之始,時間為1896年3月3日,若以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尋常中學科之設置為本較之始,則創校紀念日應為1898年3月4日(制定課程)或4月2日(正式上課)。《沿革》中稱:「第四附屬學校為日本於外地最早之中學校」。當時的學制,依《修正第四附屬學校規程》第二條:「本校置小學科及尋常中學科。其修業年限,小學科為6年,尋常中學科為5年。」第四條之二:「尋常中學科之課程,為倫理、國語(日語)、漢文、英語、歷史、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及化學、習字、圖畫、體操。前項課程之外,以唱歌為隨意科目。」擔任課程之教師有:町田校長擔任倫理科;本田教授擔任博物、習字科……鈴木教授擔任國語(日文)及漢文科,加部教授負責數學科,山根教授負責歷史科,高橋助教授負責唱歌;市村助教授負責體操。

1898年8月06日,配合日本本土改制,尋常中學科改為中學科,本校改為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中學科。自次年4月1日起實施。1902(光緒28,明治35)年3月30日,明令廢止第二附屬學校,改設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而將原來第二附屬學校中學科的學生編入其中。當時的校長是田中敬一氏。首屆畢業生於1904年產生,依「麗正會」(註:日據時期學生及校友成立的組織。成立於1900年10月27日,因麗正門而得名)1983年的調查,所知的畢業生共有4位。其中兩人已逝,兩人下落不明。1905年3月10日:又增設了修業期限6個月的補習科。

由於小學畢業生逐年增加。升入中學人數日增,至1907年(光緒33,明治40)時,入學人數已較初設校時之人數增加8倍,國語學校中學部日益擁擠,無法應付所需,獨立設校勢所必然。是年5月20日,制定《台灣總督府中學校規則》,設立了台灣總督府中學校,校長由當時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本庄太一郎校長兼任。《沿革》中如此載明:「這一天是學校的獨立紀念日」。當時校長之外有教員24人,另設舍監、書記共5人,皆為專任。學校分為兩個部份,其中第二部仿行日本本土學制。招收年滿12歲,修畢小學課程成績及格者或具有同等學歷之學童。修業期限5年,另設1年之補習科,人學資格為第二部或具有同等學力者。本部學生之畢業、肄業資格,相互轉學、升學與日本國內中學效力相同。修習之課程有修身、國語(日語)、漢文、英語、歷史、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及化學、法制、經濟、圖畫、唱歌及體操等,成績考查及課程內容均依日本文部省的規定。

第一部之設置前後雖僅十年,卻值得單獨敘述。其原始理念的提出者是曾經擔任台灣民政長官(兒玉源太郎總督時期)的後藤新平。希望能培養出具有世界觀的「大國民」。於是建議仿照英國伊東學院(Eton Collage)規劃全新的學制,亦即總督府中學較的第一部。本部係在一定的教育理念之下。採用一種不同的課程及教育方法來教育學生。學生入學資格為修滿小學五年課程或具有同等學歷之人,修業年限為六年,另外又為畢業後希望修習實業專門教育之人。設置修業期限兩年的高等科。

第一部的課程有:國民科、國語(日語)、漢文、英語、歷史、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化學、圖畫、唱歌、實科(含手工及戶外勞動)、體操(含運動、遊戲),這些課程。在前期為必修課。到後期則視學生個別之性向及所長,加以斟酌。若比較第一、二兩部的課程,可以發現第一部的課程設計比第二部要活潑得多。如英語課由日常生活器物的會話開始,並且特別禮聘西洋教師擔任會話課。其他如地理、博物、理化各科亦可看出其用心。重實際上的觀察與體驗。如表中所列的「自然研究」課程,證諸《沿革》中的相關記載,可以得到充分的證實。此外,第一部在前三年並不開設漢文:與第二部有極大的不同,又可以看出其不同的教育企圖。

總督府對於此一實驗極為重視,實施上亦採取了一些特別的安排。如限定每一學級的人數不得超過卅人,以利個別指導;所有學生均需居於學寮(學生宿舍),以強化課餘輔導;重視實驗觀察課程,鼓勵、重視學生個性之發展;以樸素之生活及規定之勞作,培養學生尊重勞動及獨立自治之精神;於各學寮設寮監及寮長,輔導學生生活。另外更聘請富於社交及教育經驗之西洋婦女為寮母,指導學生包括餐飲等西洋式的日常生活起居禮儀,以培養學生之紳士風度。此外,考慮到台灣的亞熱帶型氣候不同於日本,將各種學科集中於上午時間。下午則安排手工、圖畫、運動、遊戲及戶外勞動的訓練。綜而言之。此種教育集西洋式的教養主義、尊重個性的自由主義、以及日本傳統的斯巴達主義而成,其間尤其注重強化國家主義教育。是一種嶄新的嘗試。

日本名流亦不乏支持者,如理念倡議者後藤新平及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均曾捐鉅款提供獎學金給學校。然而此一理想的推展並不順利,一方面因費用較正規的第二部高出甚多,一般的家庭難以負擔;一方面日本國內文部省不予支持,百般掣肘。不承認其轉學其他學校或升入上一級學校之資格。這諸多困難。導致在1908年4月才有首批34位學生入學的第一部,到了1917年(民6。大正6)便被迫停招。尤有甚者,礙於預算,計畫中的「高等科」始終止於紙上作業,並未能實現。綜計自1908年招生,1914年首屆學生畢業,1917年停招,1921年正式停辦為止,合計第1部共招生272人入學,其中104人畢業,能夠完成學業者未及一半。

日據時代的學年採一年三學期制,第一學期自4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其中7月11日至8月31日為暑假),第2學期自9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第3學期自1月1日起至3月31日止(其中12月26日至次年1月7日為寒假)。

中學獨立設校,校地亦需獨立,原本的學校設在當時的文廟東,即今日中央氣象局、北一女中一帶。因學生人數眾多,校地不敷使用,遂於1908年(光緒34,明治40)4月於台北大加納堡龍匣口莊(後來的台北市鼓亭龍口町一丁目,今日的台北市南海路56號現址)覓得校地(當時取得校地約3500坪,約合11550平方公尺)開始興築校舍,便是迄今被校內外人士視為建中精神象徵的哥德拜占庭風格紅磚建築──紅樓(圖片2、3),而原校址則另設「台灣總督府中學較附屬高等女學校」,即今日台北一女中之前身。

本校舊校舍之設計者為台北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的近藤十郎,這位1904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建築本科,1908年來台任職的年輕建築設計師,在台留有不少作品。如台大醫院、基隆郵局(已拆毀)、總督府圖書館(日據末期遭美機炸毀)等。本校紅樓之設計顯露濃厚的哥德拜占庭風格,表面飾以紅磚,莊嚴而宏偉。主體校舍被規劃成「中」字型,充分表現出學校(總督府中學校)的特色。(圖4)

校舍本身由紅磚及木材構成。栱窗栱柱,屋頂上開天窗,有望樓及屋簷。由舊照片中仍可清楚看出。正面中間以一個三角形及梯形組合而成的大山頭飾為中心。左右兩側為鐘樓。上飾以弧形簷飾(圖5),入門處有栱柱,上有平台及石欄。東西各延伸出兩排二層校舍,窗戶皆為半圓栱式。兩端盡頭向後伸出,內側迴廊互通:正面校舍形成ㄩ字形(見圖6、紅樓立面圖,圖7、西側樓正立面圖)。正、側面各可見六孔。

操場內側校舍分幾個部分:(圖8、空照圖)圖中央者即為前所介紹之紅樓,內側中央(今莊敬樓位置)原為一層建築,用途為「生徒控制室」,昭和13年(1938,民國27)加高增建講堂,作為大型室內集會之用(圖9)。畫面右側上方舊為學生宿舍,後改為軍訓教室。後來的「四中」即設於此處。再往右下為風雨操場(圖10),畫面下方有第一與第二學寮:今日活動中心原址的一棟在光復後被改為「句踐樓」(圖11),後改為眷舍。今天明道樓後方的位置則有一棟木樓,是武道館,為當時劍道、柔道或其他課程及運動之場所,純粹和式建築(圖12)。

1909年(宣統元年。明治42)3月31日,開始遷入新的校舍,紅磚的二層樓建築。走廊寬約27公尺。栱門造型顯得莊嚴而不失典雅(圖13)。玄關的造型則據說是仿自英國的(Eton Collage)校舍入口。(圖14)。4月12日,在新校舍的室內體育場舉行了新生入學典禮,這一幢紅樓在接下來的近百年歲月中。一直成為這所學校的學生精神上最依戀的母親。

1911年3月3日。本庄太一郎校長退任,由教頭(教務主任)廣江万次郎代理校長職務。3月22日,內定由府立京都高中的土屋允安接任本校校長,當時土屋氏正訪問歐美。延至次年5月29日方始到任。(廣江万次郎代校長後調任台南中學校校長)。本庄太一郎校長任內除興建紅樓外,另有第三學寮(1909年6月10日)及第一學寮(1910年1月)、第二學寮的完工(圖15),體操器械的施設完成(1909年10月5日),兵式體操的實施(1911年1月起)。他顯然十分注重學生的均衡發展,尤其注重體育活動,任內每天必做體操25分鐘(圖16)。並且舉辦游泳比賽、武道大會、柔道大會、劍道大會等。

土屋允安校長任內又增築了校舍(依《沿革》所述,但無法查考確切地點),完成第四學寮(1912年4月11日峻工)、武道場(見前述。1913年1月26日峻工)。任內曾舉行棒球比賽(1912年10月20日,圖17),亦曾發生學潮,時為1913年9月。事件的緣起是由於兩位文、理科教師間的不睦而引發高年級學生間的對立,藉運動會長距離賽跑裁判不公的衝突而引爆,五年生煽動四年生聯合抗議,校方立刻採取安撫措施,兩位相關教師自行辭職離校。三位主要引發事端的五年生則自動轉學了事,學校事後讓四年生停課檢討一日,土屋允安校長且激動地向學生發表講話,事遂告一段落,成為日據時期本校規模最大,也可以說是唯一的一次大型學潮。

1913年2月14日。府令15號改定暑假延長10天,改由7月11日起至8月31日止。1914年,改定中學官制(8月28日府令第52號,台灣總督府中學校規則),設立台南中學校,同時本校亦改制為總督府台北中學校。1915年又有台灣公學校官制的制定,這是由於台籍士紳林獻堂等人請願設立台灣人專用的中學校而引起的。由於日本統治當局的日台差別政策。台籍子弟就學率遠低於日人,台灣有志之士如林獻堂等人遂發起籌設台灣人中學之活動,捐款醵資,積極奔走,然日人終不願見台灣人過問教育事務,遂主導成立所謂的「公立中學校」,修業年限僅四年,所規定學習的學科及課程內容均較普通中學校為低,自此中學學制有公立中學校與普通中學校之別。

1916年3月20日。松村傳氏接替土屋允安氏擔任校長。當月27日,制定了校旗。並舉行了啟用典禮(圖18)。此外。本年舉行了游泳大會、網球比賽等。次年,學生工藝工廠竣工啟用。同年本校第一部停招。此外台灣總督府商業學校(即今日之台北商專)於今年成立,暫借本校校地,校長由松村傳校長兼任(該校於1920年1月新校舍建妥後遷出)。1918年5月,以「浩蕩萬里大瀛の」為詞的校歌制定完成,惜作作詞、作曲者均已無法考(詞曲見下圖19)。

日本總督府差別式的教育方針引發了台灣人的不滿情緒。前述台中中學校的設立即為此種不滿情緒下的反應。留日台籍學生且不斷提出台灣人應享政治、經濟、教育權利之主張:宣揚民族自決思想。因應此種情勢。台灣總督明石元治郎於1919年1月依敕令第1號發佈《台灣教育令》,確立對台灣人的新教育方針,一方面擴充並提高各級學校之教育程度,一方面則仍然採取區隔主義中日台分別主義),故雖然各級教育間已可銜接,但與日人之教育仍分別實施,兩者之間既不能接軌。復極少共學,歧視台人之情形仍極為明顯。當年(1919)12月27日,總督府採許可制,准許台灣人子弟可以進入日人專用的各學校,試行共學。1920年台灣地方制度改變,全島劃分為五州二廳。同時實施台灣廳地方費令、台灣市制、台灣街庄制。次年1月7日,台灣總督府通知各地方廳於同年4月1日將中學校移轉給地方政府管轄。4月1日,本校移交台北州管轄。4月25日,制定《台灣公立中學校官制》,本校更名為台北州立台北中學校(圖20)。同時正式廢止原台灣總督府台北中學校第一部(最後一批畢業生為第9期生,共有10名,於1922年3月9日畢業。其餘五年以下生併入第二部)。當年2月,重頒《台灣教育令》,自此中等學校以上的學制與日本內地完全相同,表面實現了內地(日本)人與台灣人的共學制。但由於台灣人就讀的「公學校」程度不及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升學時台灣人子弟難以與日本人子弟競爭,故台灣人在本校之中仍屬少有。依《沿革》中資料,1922年共學制明令實施後。本校當年的台籍學生計有新生4人。二年級(含)以上轉學生2人,合計僅6人:查閱第32屆畢業紀念冊(1939年)中台籍子弟亦僅3人。是皆可以為證。由於學生日多,當年4月6日,以吸納台籍學生為主的台北州立台北第二中學較設立於幸町(即日後成功中學之前身,1941年之統計資料,該較當年有學級數15,教員33人,學生723人,其中台灣人527人,日本人196人)。本校因隨之改名為台北州立台北第一中學校(依前引同年資料,當年全校共有學級數20,教員42人,學生數999人,其中日本人有972人,台灣人27人)。

至於課程內容,比較兩次教育令之後的相關規定,出人不大,唯首次教育令時,英語科為「隨意科目」,二次教育令時則將外國語定為一般學科,內容則增為英、法或德語。此外,二次教育令後課程中加人了以台灣語為隨意科目。雖非一定開設,但為首次將本省語納入課程之中。依照1925年4月公布的《大正13年度生徒學年成續表》統計,當年學生到校日數為234天。授課日數217天。一年級生共有189人。升級者156人(佔82.54%)。留級(含2人休學)廿人(佔0.58%)。特別進級13人(合病假補考2人,補考後通過者11人,共佔6.88%),評比的課程有修身(公民)、國語、漢文、國語文法、作文、英語第一、英語第二、歷史、地理、算術、博物、圖畫、體育等。評分方式為:單科學年成績在50分以上。總平均分數在60分以上;全學年上課日數達五分之三以上者才能升級。除學科之外,特重品德,操行不及格(丁等,行為不檢,如作弊)者名次居末,必定留級。單由數字觀察。留級生、補考生佔了總數的17%強,其中留級生便佔了10%強。淘汰率甚高,加以特重品德教育,本校優良表現之傳統,實奠基於嚴格的生活要求。(圖廿1、成績單,圖22、畢業證書,圖23、生徒手則)

1925年3月卅1日。濱武元次氏接替松村傳氏擔任校長(5月29日舉行任職典禮)。是年起,中等學校以上學校均需配屬現役將校。稱之為「教練」,實施軍事教練,每年由陸軍派高級將校為校閱官,實施校閱。學生接受軍事教練合格者,將來畢業服役時,役期得由二年減少為一年。濱武元次校長於1931年9月轉任台北第一師範學校校長(9月2日行惜別式),在任的六年多中,紀錄中不再有制度性的改變,各項體育活動(如游泳、劍道、網球、棒球、運動會、柔道、相撲、登山等)之記載則屢見於紀錄當中,戶外活動仍然保持活躍。

新任校長十倉精一氏於當年9月15日接任。三日後中國爆發918事變(滿洲事變),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的氛圍自此逐漸轉強,紀錄顯示各項為配合日本侵略而舉行的活動日益頻繁,如「國威宣揚新年祭」、「陣亡校友紀念訓話」、「靖國神社臨時大祭」、「滿洲事變紀念會」與聯合演習等活動不斷舉行,其目的顯然為了強化對日本的向心力。此類活動增多的影響之一是學生的情緒受到相當程度的波動,1931年10月中旬發生的四、五年級集體鬥毆事件或許便與之有關。另一方面。由於住宿生日益減少,第一學寮於1932年6月廢止停用。學生數量增加而住宿生反而減少,以致必須停用宿舍,可能反映出遠距學生的數量減少。

1923年3月31日,高橋隆氏接替十倉精一氏出任校長(圖24)。同年3月24日,再度大幅修正《台灣公立中學校規則》,修正的背景是:當時的中學教育已經偏離,成為高等教育的預備工作,過於注重升學主義,卻因而忽略了人格道德教育。此外,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能夠升學,許多不再升學的學生更需要實業教育。學制因而大幅修改,新學制將課程分為「基本科目」與「增課科目」二種,前者乃接受高等教育之共通基本知識能力後者則依據學生的志向、個性、地理條件等差異而設計不同課程,學生就學前二年為基本科目,第三年開始有增課科目,第四年起更有實業科目供不再升學的學生選擇。在實際課程內容方面亦有所改革,如在修身課(公民)中加入了台灣地方的風俗;以往的法制教育較偏重專門性的知識,新課程則注重實際生活。透過這種種新的安排,灌輸新的知識,培養新的國民。此外在作業的設計與安排上也更垂視與生活的結合。以及實際的觀察與操作,每週更安排兩個小時的課外指導。如此的制度在資料上看來似乎一直實施到日據末期。至於對本校學風產生的影響如何。則尚欠缺足夠的資料可供分析。

隨著中日衝突的升高,軍事性質的活動在高橋隆校長任內明顯增多。在《沿革》年表中,自當年11月起有「國民精袖作興週」,同月又有「台灣學生號」軍機奉獻式,此種獻機之事在日據時期尚不止一次。另外,日本對馬海戰英雄東鄉平八郎患病時,總督府又發動學生赴靖國神社參拜祈幅;此外諸如參觀軍事基地、舉行防空演習、參加軍隊軍旗祭、舉辦日軍在華軍事行動成果專題演講、實施實彈射擊比賽等記載在此時期隨處可見。台灣總督府加強「敵情教育」、「愛國教育」的做法更可以由制服的改定看出。1936年3月04日總督府下令將中等學校制服改為「國防色」(即今日所謂的卡其色),同年4月1日起入學的新生便開始穿著。這種具有軍國民教育色彩的制服也成為光復後大多數台灣中、小學的標準制服。近年來各校紛紛制定色彩鮮艷,式樣活潑的各式校服,獨我建中依舊保持此種傳統制服,眾人皆變,惟我不動,反而成為一大特色。

高橋隆校長任內的第一中學在各項外在因素干擾之下表現依舊出色,此外,游泳池新建工程於1936年3月開始,至9月19日正式落成啟用。當日並舉行游泳比賽以及慶祝活動(圖25)。1937年4月1日。台北州立台北第三中學校設立,暫借本校校舍上課,4月20日,第三中學校首屆新生舉行人學式。至次年12月5日,位於台北市大安字12甲的新校舍落成後,第三中學才搬出本校,遷入自有校地(即今日之師大附中現址)。依1941年統計資料:當時第三中學校共計有學級數15,教員31名,學生741名,其中日本人656人,台灣人805人,規模略同第2中學。成員則以日本人為主。

1937年4月3日。高橋隆校長退職,渡邊節治校長到任(4月15日就任式,圖26)。三個月後爆發了七七事變。雖然正好在暑假當中,第一中學師生仍然去朝拜了建功神社,並且由駐校軍官步兵少佐上條保廣以「日支事變的現況」為題舉行專題演講。9月1日第二學期始業式時,渡邊校長特別說明「支那事變」的經過,並且勉勵全校師生「振作校風,勵行尊師。以自主自律的國士氣魄涵養促進學生的自覺。」自此學校生活中受到軍事的影響更深了,每月有一週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週」,每天朗會後均需舉行閱兵及分列式。軍事訓練比以往更為落實,我們在檢閱1939年的畢業紀念冊時。發現其中有學生前往新竹湖口基地進行軍事訓練的行軍照片,也有在學較中舉行國防體育競賽的實況(圖27)。更令人驚訝的,在學較操場上還舉行實兵演練。噴著煙霧的裝甲車輛和操場中央的爆破顯示演練的認真(圖28),更清楚地透露出戰爭的氣息。此後的資料顯示,多數的活動都環繞著此一主題。饒是如此。本校在各類校際競賽中仍然維持高度的成就。

1940年8月0日。渡邊節治校長退職,森長整校長到任。次年4月1日。台北州立台北第四中學校設立。使用本校原來舊宿舍為校舍上課,由曾任本校教師的堀再平氏擔任校長。隨著中日戰事轉劇,各種政治性集會活動更加頻繁之外,日本政府當局制定了陸軍特別志願兵的制度。1943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戰局轉趨緊張。為了徵召更多的青年人投入戰場。於當年1月21日依敕令第36號制定《中等學校令》,強調「八紘一宇」的軍國民精神,將中學校修業年限由五年縮減為四年,並由當年4月1日起實施。又由於配台戰時狀況,強化糧食增產、戰技及國防防空的訓練,規定一年內須動員三分之一的時間從事以上的非常措施:學生忙於生產勞動:學習時間大受影響。

1943年4月1日。森長整校長退職,由畢業於本校1915年第一部第二期的志波俊夫接任(4月10日新任式)。志波俊夫為本校日據時期的末代校長。由校友出身的校長終結日本統治的殖民時代,歷史女神開了日本殖民者一個嚴肅的玩笑。由於戰事的運轉,動員漸及於青年學生,因此此期紀錄中不斷有學生志願從軍的事情,為了回應戰爭。提振士氣,各種政治活動充斥在生活中:戰局發展演說、防空防護演習、參拜神社、祭祀如乃木希典等重要軍國主義人物,或者追悼參戰陣亡的校友、閱讀天皇敕語詔書等,愈來愈頻繁的政治活動顯示戰局不利於日本。安藤利吉以軍事司令官的身分兼任台灣總督。為了增加兵源。38屆的五年級生與39層的四年級生於同年(1945)3月同時畢業。以增加兵源。一位當時39屆4年級生林彥卿醫師使如此回憶:「……在軍部需要大量人力的情況下,我們的學業就被縮短了。我讀的39期變成四學期(著者註:應為4學年),和38期同時於昭和20年3月畢業。我又繼續讀醫事,可是還未上過一次課,就在3月底被徵為學生兵,屯駐於觀音山。我們被編入的部隊是對抗戰車的部隊,名為荒川隊,隊長荒川原為大阪商船的職員…」

軍部戰事不利。台灣也成為美國軍機轟炸的重要目標,5月31日的台北大空襲中,本校便中了50公斤炸彈一枚:燒夷彈二枚。炸彈在正門守衛室附近炸開了直徑約83尺(約合25.15公尺)的大洞,燒夷彈則命中玄關右邊的校舍。引發了大火。三年級學生見狀趕上去救火,阻止了火勢延燒。這場空襲行動中最大的損失主要是自玄關到右邊的校舍二樓講堂口遭破壞(圖廿9)。校旗亦遭焚燬,美機空襲頻頻。三、四年學生被編組「防衛召集待命」,接受軍事訓練,三年級以下的學生則仍舊上課,但空襲行動實際上迫使學校無法正常上課,校長及教職員也紛紛將家眷疏散至郊區,連當年度的「始政紀念日」(每年6月17日)亦不得不暫停。當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交出了對台灣的統治權。

綜論日據時期的本校,由於創設最早,歷史最久,加以絕大多數為日人子弟,長久以來一直以全台最優秀的中學較自居,這種自負,除了來自於前面所述本校歷年來在校際比賽的傑出表現之外,學業上的成就更足以傲人。一中的升學比率向來居於各較之冠,固然升學率不足以說明學校的優劣,但的確可以反映出學生在學業上的成就。日本戰敗,原有一中日本籍學生先是在改名為仁愛中學的原校上課,後又被集中至第三中學(後改名和平中學,即今之師大附中)上課,最後全數遣返日本。但離開台灣的一中校友則並未中斷與母校的聯繫,日據時期成立的「麗正會」始終保持活動,出版刊物、組團返校探視,與母校保持高度的聯繫。32屆校友五十嵐力家人並且長期捉供獎學金給建中學弟,多年來嘉惠母校學弟甚大,對母校的懷念與回餽,令人敬佩(圖30)。


參、1945~1997

「本校創立於公元1904年,為民國紀元前7年、日本明治38年:原名台北州立第一中學。校宇宏敞,設備充實,歷46載,而負盛名。後因太平洋戰爭,日本戰敗,台灣重歸祖國。教育當局令將原有台北一中、三中、四中各校之台籍學生。歸併一校上課,並於同年12月6日舉行隆重開學典禮,定是日為校慶。當由教育處(即今之教育廳)會派張耀堂氏充任校長,而更定今名,為省立台北建國中學,舉凡一切設施均照國內中等學校規程辦理,以實行三民主義之教育。

明年秋張氏因事辭職。家長會同仁聯銜呈薦當地宿學陳文彬氏接充,當局即應其請,旋以國內來台男女學生二百餘人考入本校肆業,遂縱(疑為從字之誤)事擴充班級。得原有14班共增至21班,本省中學之有男女同校殆以此為嚆矢。惟兵焚之餘,校舍仍殘破不堪,乃由家長會及熱心教育人士呈請教育處籌撥鉅款以資修建。後經核准建築費五百萬元,按照事先招標百餘萬之譜不敷百餘萬。幸賴各家長解囊捐助,以足其數,得而鳩工興築。歷五閱月而完成大禮堂、教室等共三十餘間。踰年三月,陳氏去職,教育處即令原任教務主任孫嘉時調升校長。是年秋,始遷入新教室授課。期年孫氏內調教育廳(原註:36年夏政府始易處為廳)視察,校長一席,則改派督學梁惠溥繼任。自此學生人數日增,班級隨時擴充,至37年共有39班,合計學生一千九百餘人,各科教師亦多增聘。38年七月,梁校長調廳,改派賀翊新氏接長本校。8月,增設補習學校10班。10月,又增設夜間部12班,於是本校共有61班,學生超過2970人,教職員181人,為本省規模最大之學校。至於物質建設,有新建教室三間,物理、生物實驗室四間。教員宿舍一座,而舊有教室宿舍校道門牆,無不重加修葺,煥然一新,圖書儀器亦均有增設,循斯以往,本校前途之發展。正未可限量也。」

以上8百字左右的敘述,採自1950年6月15日發行的畢業紀念冊,這也是我們所能找到光復後最早的一本紀念冊。當時第五任的賀祠翊新校長到任還不到一年。翻查此後各年的紀念冊。除建設部份有所異動之外。其他內容大致相同,雖然大體說明了本校34到39年為止的基本狀況。但是依舊無法了解木校在戰後的發展與轉折,內容且有值得商榷之處。如立校的經過、選擇12月6日為校慶紀念日的原委。第二任陳文彬校長的確實離職時間及原因等均未說明。幸好我們還保有36年1月創刊的「建國」創刊號。

事實上戰後建國中學的出現(既非復校,又非創校)另有一番波折。當日本投降之後。台灣在許多地方都陷入了紛亂,能夠擺脫日本人的統治。青年學子是極振奮的,省中各較學生組織了學生聯盟,歡迎陳長官蒞台。他們不願受日本教育的願望終於達成部分。然而在當時混亂的情勢下,似乎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有用。在《建國創刊號》(以下簡稱"創刊號")杜仰山氏所作《台灣省立建國中學校史》中有以下的記載:「第斯校在日人時,原號一中,規模已具。奈客夏遭經轟炸,受害之大,洵為吾省各學較之冠。敗瓦頹垣之外,破窗壞舍之中,難堪寓目焉。莘莘學子,歧路傍徨,何適何從,痛定思痛,初喜諸有志學子,聯一中三中四中之台生,或假日新,或假永樂兩國民學校,延諸生而教。繼賴諸家長先生,念諸子之勤勉,不惜精神物質。合前記三校生於日新,當十二月六日,舉隆重開學典禮焉。」文中所描述的學較破敗慘狀,一直到民國37年都尚未解決。曾在本校任教超過30年的教師傅禺(子于)先生在其著作中有如下的回憶:「原來兩層紅磚樓的校舍:南北向蓋成個「中」字,(西側給美機炸毀)……到了37年仍然沒有清除,破磚爛瓦成堆,雜草叢生,裡面還窩著成群的野狗。大操場上又有教學生拔不完的野草。隔著大操場是一排兩層的木造樓,當時已說是危樓,樓下只住些教職員的眷屬,樓頂和二樓的門窗任著朽爛……。」被炸毀的西側樓即為今日高二同學所在的正誼樓,隔著操場的木造危樓,則是日據時期的第一學寮(見前附圖15)。光復之初的狀況,可以由字裡行間想像一二。

由學生的立場來看,當年的行動可能只是希望「復學」,儘快恢復正常的讀書生活,論其艱辛,則無異於「建學」。根據《創刊號》中林明晰《建國誕生之回顧》一文所述。光復後。原以日人為主的一中學聯代表黃瑞霖與四中學聯代表林水勝討論之後,決定一、四中之本省學生分離本校,合併一校,借用國民學校校舍,每人自行出資,聘請教師,改受中國教育。10月25、26日於老松國民學校及靜修女子中學校集四中學聯全員討論此後之辦法與校規。林明晰商借太平國民學校遭拒,賴黃瑞霖奔走借得永樂國民學校教室三間,遂於27日糾集居住於大稻埕之一、四中同學掃除教室。排整桌椅。10月29日星期一,一、四中聯校開學。師資有張啟東先生教國文、蔡先生教授國文國語、余明燈先生教授數學物理。所借教室三間。一間充為教員休息室。較小一間可容五十人為A班,由三、四年級生組成,約卅五人。一間較大教室可容百人為B班,由一、二年級生組成。約七十七人。每遇國文、國語、國史科則集中於B班聽講,數學、物理則分班上課。學校採學生自治方式,林水勝主事。四年至一年主任因分別由黃瑞霖、李名揚、林明晰、李德昌擔任,會計主任王得金。另有幹部林滄海、康佐榮、鍾雙麟、李宏裕、潘榮輝、曾錦輝、鄧福賢、李豐文、郭文芳等,教務主任則由林明晰兼任。「聯校」雖由學生自設自治,但一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弦歌不輟。是為光復後之第一階段,於此期間並曾舉行家長會二次。後經家長會委員及余(明燈?)先生奔走努力,決定將一、三、四中合併,於日新國民學校上課,12月5日,一、四中聯較學生掃除告別永樂國小,移往日新國民學校。

移住日新國民學校之後的學較規模擴大,共有四、三、二年各一級。一年級則分A、B、C三級,分別由陳溪珍(三)、林明晰(二)、范辰君(一A)、鄭高明(一B)、鄧幅賢(一C)擔任主任。十二月六日星期四下午於禮堂舉行一、三、四中聯合開學典禮。除全校師生及家長外,原三、四中校長亦到場觀禮。本校日後即以此日作為校慶紀念日,當時雖非在今日校址開學。但是學生自動自發地建學行為,意義非凡,以之做為校慶紀念日,不亦宜乎。新校所聘之師資有:國文由杜仰山及陳先生(?)擔任,英文為大山.關及手島先生,物理為莊司先生,化學為北原先生:數學由富倉及熊谷先生擔任。管理開仍然採取學生自治。

於日新國民學較上課才八日。省教育處下令將台北一、二、四中本省學生合併為台北第一中學校,暫於舊台北第四中學校校舍上課。本來於接收後,政府將原第一中學校改為仁愛中學,容納日籍學生,故此時第一中學實與仁愛中學毗鄰而居。接獲命令後,聯校全員即於12月14日星期四下午舉行大清掃,而後解散學校。次日(15日),全校師生齊集舊四中正式上課,校長由舊四中校長小林敏郎暫代。至次年(1946)一月17日,籍貫台灣,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曾任台北州立台北工業學校教師的張耀堂先生受命擔任校長(圖31)。當時舊台北二中的同學認為本身是以台灣人子弟為主的學校,而一、三、四中則以日人子弟為主。自認理當繼承「第一中學」之名,因而對於教育處之做法至表不滿。張耀堂校長努力奔走,盡力交涉。教育處決定廢止舊有一、二中之名稱以息爭端,本校遂於是年一月廿八日正式改名為台灣省立建國中學(第二中學則改名為台灣省立成功中學),爭議方告平息。張校長任職僅八個月即因事去職,任內之事,除弭校名之爭外,可考者不多,依杜仰山前文中所記。當時新聘教師多人(有姓名可考者如黃光謙、林雙和、溫吉三等),至於其他,只有「勤勞校務,苦爭校名」八字而已。

8月7日,張校長因事辭職,9日,家長會延聘陳文彬先生擔任本校光復後第二任校長。陳校長為台灣省高雄縣岡山燕巢鄉人,中學時代就讀於台灣人自創的台中第一中學,與宋斐如、謝東閔等先生同學,因鼓動反日學潮而遭退學(1924),後赴上海法政學院學習,再轉赴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習政治,畢業後返台,因受日人監視,乃赴上海,先後任教於中國公學、復旦大學。此期由於熱中研究宣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而險遭不測。遂又東渡日本,先後任教於東京法政大學及立教大學。日本投降後。於1946年舉家返台,先後擔任臺灣大學、臺北師範學院教授,人民導報主筆、台灣省通志館主筆。張校長因事罷廢。家長會代表力邀陳氏接掌建中,擔任多年大學教授,長期居住在中國的陳校長,雖然排斥行政工作(不喜與政府官員打交道),但在家長們的力邀之下,終於接下校長一職。今日在校史室中的歷代校長照片中。獨缺陳校長,但《創刊號》中有一篇素描學校教師的文章。如此描述陳較長:「他不愧是「半山的」,在祖國二十餘年:對於祖國的一切情形,滾瓜爛熟。歷任大學教授之職,以致渾身書卷氣。真是名符其實的文質彬彬。可是做事果斷而富有魄力,有勁道。什麼都要「快幹」。說幹就幹,不遲疑、不因循,大刀闊斧的,建國中學出世只有數月,成績即已斐然可觀了。……態度和藹,學者風。臉上笑紋從來不曾見消失過。形色總是那麼匆忙,左手皮包,右手拐杖。一路點頭而入,又一路點頭而出,襯以一雙卓別麟式的皮鞋,一套穿得發亮的舊洋(西)裝,禿頂而尖鼻。不知底細的人。會以為是一個保險公司的跑街。」描寫得靈活靈現,在缺少足夠清晰的相片之前,只能由此段文字來揣摩其風範了。杜文中形容陳校長「宅心篤敬,接物推誠,羅致多士。充實內容」,又說:「……在每一星期之中。斯校必延請各界名士,蒞校演講。在諸員藉資攻錯。而諸生獲益啟蒙,洵一舉而兩善備。」證諸陳校長在《創刊號。發刊詞》中要求同學在努力課業之外,復期許學生要增廣見聞:「我希望學生能多做點課外的活動,多看點報章雜誌,自己亦能多寫幾篇文章,以相互交換知識。互相砥礪,個個能把自己修煉成一個智、仁、勇全備的人物。」顯然對建中人期許極高。翻察《創刊號》中所收錄的專題,如教育處長范壽康的《青年與建國》、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於二二八事件中遭殺害)的《讀書與建國》,台灣大學校長陸志鴻的《建國與立國》、台北市市長游彌堅的《建國中學學生的建國責任》等,他顯然以「國士」期許建中學生。

陳文彬校長就任後,以其一貫的做事態度整頓建中,向上級爭取經費以修葺校舍,增聘教師以強化師資。不過數月,而校務已漸上軌道,方期日有進境,不期竟發生了「二二八事件」。「二二八」是本省光復後最沈痛的記憶,知識分子受創極為嚴重。時至今日有些事情漸漸澄清,有些事情則仍舊混沌不明。就建中而言。「二二八」為本校的歷史開了扇天窗。事變發生的當時,許多學生紛紛投入了活動當中。三月四日,各校學生集合計畫攻取軍火庫,第一大隊便集結在建中待命。隊長陳炳基雖非建中學生,但參加的建中學生必然不少。後來起事行動雖因缺乏武器而作罷,仍有四位建中學生被捕。當局要求陳校長出面作保。原本由於思想自由,曾經因撰文批評政府而被列入「黑名單」的陳校長當時正避居臺灣大學宿舍友人家。聞訊遂告別家人,赴警備司令部交涉,結果學生被釋回。陳校長則遭拘禁。並遭軍方控以「煽動群眾暴動」的罪名,雖經證人證明為誣,仍被囚禁,直至五月中旬魏道明取代陳儀時,為緩和局勢,始獲釋放。自遭拘禁後,陳校長似乎便未再回到學校,這可能就是39年《校史》中說「踰年三月。陳氏去職」的根據。「二二八」之後的短暫平靜是「白色恐怖」的開端。民國37年實施「動員戡亂」,民國38年陳誠出掌省府,四月六日,爆發「四六學生運動」,五月廿日起全省戒嚴,再度列名黑名單中的陳校長,在友人區嚴華(宋斐如妻。民國卅九年為國民政府殺害)協助之下離開臺灣,於民國71年逝世於北京。觀察陳校長的一生行止。富理想,有衝勁。敢負責,有擔當。熱情洋溢,正適合擔任社會運動家,以這樣的性格,掌理本校的時間雖然不長,影響肯定可觀,閱讀相關史料,哲人日遠:典型仍在,撫昔追今,能不慨然。

自「二二八」事件起至賀翊新校長抵任(38年8月4日)之前的兩年多當中,本校校長先後有孫嘉時及梁惠溥兩位。孫嘉時校長(圖32)原為本校教務主任,39年《沿革》稱其於36年3月原職調升校長,應是陳校長被捕後,他以教務主任的身分代理校務之故。至於何時真除,則無具體資料可查。孫校長掌理校務約有一年五個月,其間缺乏可供參考之資料。只在前述39年《沿革》中提到於36年秋天遷入新課室授課,此課室應即為陳校長任內爭取經費修築之校舍,於孫校長任內完工啟用。當時全校之班級數已由最初的十四班增加至廿一班(高、初中合計),人數則無資料可查,惟肯定在千人以上。而且班級數與人數均持續成長。因為在梁惠溥校長到任前,班級數已達卅九班,人數則有一千九百餘人。說明在孫校長任內,班級數仍不斷增加。梁校長任期也只有一年(圖卅三)。在傅禹老師的作品中:對於他的回憶是:「待人實寶在在,瘦身子瘦臉,人偏那麼敦厚,容得教員們各作主張,自己發揮自已的教法。教員們一時接濟不上,朝學較借錢,他沒有不答應的,甚而自動去找出納或會計通融。」此外,梁校長顯然極力試圖融治同事閒的情誼,組織教員聯誼會、設立專用的聯誼教室、辦晚會、甚至親自帶團康,依前引資料,連校務會議都開得熱鬧非凡。

在可以查到的資料中。當時高初中合計共卅九班,男女都有,事實上依據另一份資料,建中早在36年便已招收女生,據傅老師的回憶。當時高三C班有四、五個女生,而且男女合班,這應該是因為女生數量太少,不足以單獨成班的緣故。當時的校園狀況,日據時期的第二學寮似已拆除(圖34),原第一學寮的廿多間房間,因年久失修,無法上課,僅容部份老師及眷屬居住。後面一排平房。一邊為大廚房,另一邊則為大浴室。紅樓西側遭美機炸毀,尚未修復。學校西側今明道樓附近有一棟大木房。日據時期為武道場,內分為二,北為劍道場,南為柔道場。光復後被改為圖書館,原柔道場作為書庫,劍道場作為閱覽室。東北角則作為學生自治會辦公室(後亦改為老師宿舍),周圍走廊以雜木圍起,做為教師宿舍。隔著操場,在武道館對面有一棟洋式紅磚建築,初期的用途應該還是風雨操場。再往東南的一棟造型奇特的二層建築物是校長官舍(圖35,),當時稱「校長小樓」,梁校長時分出部分房間讓兩家老師同住,他自己則只用樓上部分。綜合許多資料觀察。梁校長應該是個沒有什麼架子的校長,挺能為同仁著想,辦學方式民主而不放任。至於成效,短短一年的任期恐怕也不易做出什麼成效。因此,賀翊新校長的地位便格外重要了(圖36)

賀翊新校長,河北故城人。國立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38年7月接替調廳的梁校長,中間民國43年12月)曾奉調政治大學祕書長,而由凌孝芬先生接任,後又轉任國立藝術學校校長。46年7月凌校長調部,學生家長及各界力邀賀氏重返建中掌理校務。遂於是年8月再掌建中,迄民國56年2月退休為止,前後兩度掌舵本校,時間長達十四年九個月,為本校迄今任期最長的校長。許多重大事件都於其任內發生,整個建中的歷史自此期也有比較清晰的輪廓。茲略述如下:

賀校長一心辦學,全力配合政府政策,當別的學校以人數過多。拒絕增加班級的時候,他往住一口承擔下來,這也造成了建中的迅速擴張。民國38年7月他到任,8月即奉令增設補校十個班,10月又增設夜間部十二班,於是本校一舉擴增至六十一個班。人數亦達2970人以上。43年又奉令辦理高級工商職業補習班,但前後僅辦了二期八個班即停辦。同一年,為因應僑生回國就讀,又奉令收錄僑生二百餘人。44年,再增設中和分部於南勢角,招收初中五個班,到民國47年賀校長再度回任之後,班級數已擴增至105個班。此後至賀校長退休時,班級數更增加至一二八個班,學生共有六千五百多人,成為全國最大的中學。歷年班級數、學生數的變化請參考(附表一)。

賀校長治校風格稱得上開明、刻苦克難、凡事學生第一。他期許學生們成為棟樑之材。要他們「終身學習」。他在41年度的畢業紀念冊贈言中說:「諸生中學畢業僅完成普通之學業。今後之研求,當百十倍於既往矣,所謂學比豈必廁身庠序,粹掌丹黃之謂哉。踐行事理。練達人情亦莫非學也,西文commencement字義為畢業。亦即開始之意,則諸生今日之畢業,又僅為將來大成之首基,克慎厥始。克成厥終。願諸生深味斯言。」又盼望學生們學以致用,成人中之龍。如在49年給畢業生的贈言中說:「讀五車書,提三尺劍,莫負平生壯志。試上新亭遙望,風景亦殊,山河正異!待神州光復,全憑此。逢時利器。更相期,猛著先鞭,勝似劉郎豪氣。料應斯文未墜,處處烽煙,猶負弦歌園地。但看門前院落,柳徑排青,荷塘湧翠,喜栽成桃李。爭說是,人中騏驥。縱今朝。遽唱驪歌,定卜嘉音頻寄。(調寄奪錦標)」期許高遠,詞意懇切,足以說明所望。另54年贈言中亦有一闕《桂枝香》具類似精神,可以參考,此處不引。正是基於此種期許,賀校長極重視學生的學習,這其中包含了體育、智育及德育。學生集合時間要短,以免耽誤上課時間。但是體操一定得做。上課不分主、副科,音樂、體育、美術皆不可少。凡是學生去找,他必定接見,遠在路上也常被學生纏著不放,只要有理,他都接受,並不左袒行政單位。雖然行政單位常會抱怨校長太寵學生,但看來他只是尊重學生,並且相信學生也有獨立思考、判別是非的能力(否則何以為國士棟樑?)。但他也有確立不移的原則。學生犯過,考試舞弊,該處分該退學的,照章辦事,任誰說項,他都不會點頭。其實也正是這種民主開放且明辨是非的教育態度,讓建中學生養成自尊自重、為自己行為負責的風範。

學校不斷擴大,因應整個社會的進步與需求,學風也發生了轉變,除了「科學救國」的理念之外,恐怕也反映出當時的社會實際需要。48年出版的畢業紀念冊中有這樣一段話:「吾人處科學日新,技藝日精之今日,舉凡日常生活與國家戰備,莫不需賴乎科學技藝之養成與研究,若非如是,實不足以言立國之道。吾建國中學之同學,深知今日科學之重要,故大多數均願從事理工農醫之研究,蔚為一時風氣。」如此看來,建中此種理工為重、文法次之的傳統由來甚早。然而隨著學校班級和人數的增加,上課的教室嚴重不足,老師的住宿亦成問題,興建新教室緩不濟急,便只有從舊有建築著手。原本木造樓(日據第一學寮)中住了些教職員及眷屬。騰出後可以多出廿餘間教室,事急燃眉,也顧不得是不是危樓了。於是先修好紅樓中央屋頂,解決漏雨問題。再將圖書館遷移至紅樓中央二樓,然後將原本圖書館所在的大木房(武道館)分隔成可容廿六家人居住的大宿舍。三家共用一間廚房(蓋在校園圍牆內),廁所則大家共用。這一棟大宿舍在卅九年正式啟用(圖37)。最後重新整修木造樓,多出廿多間可用的教室。但此時全校班級數已經超過六十一班,單單日間部便已趨過三十班。教室仍然不足,遂又將風雨操場暫時隔成四間教室,而且顯然不是完整的隔間,因為有老師回憶說當時上課的老師竟會臉對著臉講書。講書時兩個班的老師能夠「臉對著臉」,中間顯然沒有什麼阻隔。僑生來後,教室又不足,便在木造樓旁又蓋了兩間教室,磚底木壁瓦頂,刷上白灰。設計不良,造得簡陋,完工不到一個月便漏雨,打開窗戶則塵沙撲面,老師們不堪其苦,賀校長則不覺其陋,看他前引文中屢次引用祖逖劉琨北伐中原的典故,顯然認為反攻在即,暫時棲身,因陋就簡,又有何妨。

四十七年賀校長重回建中承乏校務,舊人新政,氣象卻已不同。新聘教師以名聲當先,補習班名師紛紛進入建中,建中學子補習之風甚盛,是否源於此時,有待考察。然而正業副業,孰輕孰重?賀較長嘗於教務會議中公開要求任課教師必須以建中為優先,則顯然當時有些教師在外兼課的行為已經影響了「正業」。觀其於退休前一年(五十五年)畢業贈言:「三載絃歌志未成,一朝惜別倍關情;青青柳色遮歸路,點點楊花落錦城。破浪乘風騰萬里,輕裘緩帶復神京;何當穎脫囊椎日,贏得千秋竹帛名。」雖仍寄望「復神京」,但歸路難見,他鄉日久成故鄉,豪氣銳意不再,建中的賀校長時代漸入尾聲。 44年賀校長奉調政大秘書長。建中校長一職由原夜補校主任凌孝芬接任(44年1月至46年7月 圖38)。凌校長為安徽定遠人,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系畢業,與賀校長私交甚篤,接任後大體蕭規曹隨,對教員同仁仍舊尊重信任,客客氣氣,對住校教員們的生活照顧也更好些。有些人批評凌校長沒有什麼作為,這可能與他任期不長(兩年半)有關,時間過短,難有展布。不過由許多地方看來。凌校長仍有其重要成就,如當年南海路植物園門口違章建築林立,小店攤販充斥,夜補校學生出入不免打架滋事,凌校長遂下令嚴格門禁,上課時間禁止學生出入,放學後亦派人巡查,不得駐足冰店各處,違者重罰。學校嚴格執行,小店生意難免受影響,於是聯合向學校請願抗議,但凌校長堅持以學生為重,拒不退讓,有個冰店老板甚至罵他「無賴」。另外,四十四年間,美軍借用本校右側十一間教室,充為宿舍,另行補貼經費,凌校長用以興建教室十三間,應即今日麵食部、舊理髮部、及原文化走廊、舊童軍團部那一排靠南海路邊的房舍。今靠西側已拆除,改為停車場,東側則為下課時同學聚集最多的麵食部。

凌校長在一些現存的資料中看來是個說實話,做實事的人,可以為了學生的前途與校外販商爭吵,可以為了自己失言而當著全校師生公開道歉。也會在與老師們一塊兒聊天時痛批當局教育政策不當、行政人員不負責任。整體說來,就算他的任期太短,沒有很多的建設成果,但最起碼可以說他是個「有所作為」的校長。

賀、凌兩位校長在任期間也正是建中由高、初中合辦走向單純高中的階段。民國50年,政府的教育政策改為省辦高中,縣市辦初中。在此政策之下,中和分部在民國52年獨立設校。改制為台北縣立中和初中。但初中部的完全結束更晚,52年資料中初中部仍有十二班,53年則已無初中夜、補校之資料,應已停招。日間部初中的資料至57年度為止。則55年度所招收的應該就是末屆初中生。因此自58年度起。建中成為純粹的高級中學,惟此時的建國中學已經成為擁有日間部七十七班、夜間部三十班、補校二十八個班。學生總人數超過七千五百人的超大型學校。 民國55年底。紅樓的東半側拆除。為了學生們的安全,圍牆建了起來,一部分宿舍區被圍了出去,門禁也實施了。次年二月,賀較長申請退休獲准,原華僑中學校長崔德禮調掌本校(圖39)。同年臺北市升格為院轄市,本校改隸臺北市,遂改名為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崔校長為四川省華陽人,民國9年生,教員們對他的印象是熱心、能幹,也有老師回憶說他「隨和、健談、反應快速」。這些印象都說明他是個熱心的爽快人。到校之初,他便首先設法改善居住在校內同仁的生活環境,當然也因此改善了校園內的教學品質。首先他利用省主席黃杰到校視察的機會,爭取到特別補助經費,拆除泉州街兩排日本式平房,改建成五層公寓大樓:共計五十四戶,完工後將大部份原居住於校內的教職員工遷出。另外,承繼賀較長時代的規劃,在已拆除的東側樓處新建教室教室三十二間(致知樓、圖47),又新建格物樓(原第二學寮位置、圖41),約在56~57年間完工,為藝能科教室。此外,又添購科學影片等,並計書裝設閉路電視:打算採用電視教學。但此一部介於其任內似並未完成。

由其畢業留言中來觀察:與其個性非常符合,贈言多半言簡意賅,看來似老生常談,實際上諄諄叮囑:懇切一如其為人。56年勉同學以「純樸、容忍、求真」六字,57年則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十字,59年為「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併行群止看識見。」四句。跟賀較長比起來,崔較長顯得更積極些。整頓校園、改善教學環境、聘用年輕新教員、引進現代化的教學方式及設施等等,都為建中帶來一分新鮮與蓬勃。更重要的。他以個人的風範,維持教育工作者應有的尊嚴。一位退休的資深老師對他的回憶中,最推崇的事有三:一是他對於上級長官。待之以禮而從不媚視。維持一校之長該有的尊嚴。二是他雍容有度。待人以誠。遇到同仁對其政策有所批評時。絕不以勢驕人。而是從容接受批評。以非常溫和而委婉的方式說明原委,因而獲得同仁們極大的尊重。三是遇事有擔當,處處維護教師同仁的權益及尊嚴,甚而在教育當局有意見時,挺身為同仁辯護。這些事實可以說明,他擔任建中校長雖僅五年九個月,卻甚得同仁們的敬重,實在有其原因。此外,他曾主張校長與教師不應過問財務,應另設專業副校長及總務人員負責之,以免清高的教職捲入不必要的是非中。此議雖無結果,然觀察國內多年來不斷有校長、教職員因操守問題遭起訴判刑。使否壇蒙羞。崔校長的主張便格外顯得有遠見。

這個時期的學生活動也更活躍,他到任的首次校慶使便擴大慶祝活動,除了傳統的運動會及成績展覽外。更有遊園會、拍賣會、熱門音樂會等活動,開國內風氣之先,此外。除了傳統的橄欖球之外,籃球、足球、排球甚至棒球在此期都曾獲高中冠軍。其他技藝性、學術性、服務性、康樂性的社團也增加了不少。而且幾乎都是由學生主導成立,舉辦活動。允文允武、能讀能玩的建中人風格更加明確,自動自發、自尊自重的校風成為建中人最驕傲的內涵。班聯會自行策劃舉辦全校性的活動,建青社引發同學熱烈討論「建中大學化」的構想,60年代的「保釣」運動,學生們激烈地舉辦活動,凡此種種,都可以說明在崔校長民主開明的風格領導之下,建中學生養成了積極活潑。樂觀進取的學習態度。

崔德禮校長於61年11月退休,校長職務由教務主任王蕪先代理。王代校長(圖42)為安徽人,小崔校長八歲。在崔校長任期內,王代校長均擔任教務主任。堪稱是崔校長政策的最佳執行者。然代理校長期間僅三個月,時間過短,大體賡續政策,以待後來,維持校務運作不致停頓。 62年2月,黃建斌校長到任(圖43)。黃較長為南京人,到任前為國立華僑中學長。任僑中校長之前歷任各種行政工作。在建中服務迄75年1月止,前後任職達十三年,為本校校長任期第二久者(若以連續任期計算。則黃較長在任最久)。任期中最大的改變,為拆除二樓教室十二間。改建成四層樓房校舍,共計教室四十三間,地下室三間(圖44)完工於民國64年。即今日高三教室所在的正誼樓。同年科學館落成(圖45 位於原來的風雨操場),66年又完成了莊敬樓(圖46)。70年建成自強樓(圖47),71年活動中心落成啟用(圖48),自此學生有了一個多功能的室內活動場所一-活動中心原本欲建在舊游泳池的位置。但因原住戶不肯搬遷,只得建在現址。現址原為日據時期第一學寮)。這樣看來,本校目前的校舍有近半數完成於黃校長主政的時代。因此可以說是本校硬體建設的重要時期。

此外,由於政府政策改變,各高中夜間部停辦。本校最後一屆的夜校生於68年招收進來,計十四班。70年畢業,裁撤的班級由日間部增班吸納,因此 日間部班級數由68年度的七十八個班。增加為70年度的九十個班,再增加為72年度的九十九個班,一直維持至今。在許多師長及校友的心目中,黃校長的作風不似賀、崔二位較長般平易近人,但仔細觀察相關資料,則仍不失開明。要觀察建中人的活力,社團與建中昔年足兩大指標。《建中青年》的大型化、深化標幟了紅樓才子深遂的思考及多樣的才華。社團數量多、性質異、學生參加活動比例之高,更充分說明學生旺盛的活動力及高度的自制力。尤其民國62年開始的直接投票普選班聯會的做法更是開啟各校風氣之先。另外在60年代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一一各種「班刊」紛紛出籠。其中以標榜「涓捐不壅,終為江河」的《涓流》與「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建雛》最為著名。而由歷屆二年一班編輯出版的《涓流》代代相博,持續了多年。至今猶為各校傳奇,今日翻閱這些班刊。仍覺水準不遜一般學校校刊。黃校長順水推舟,制定輔導辦法,讓學生有所依循,編纂班刊一時遂成為潮流,甚至影響他校仿效,由此而論,黃校長並不保守。

其實由目前可以看到的資料分析,黃校長的個性比較嚴謹而細膩。觀察歷年的畢業紀念冊、校刊。多數校長多半以幾句勵志的格言勉勵同學,黃校長則長篇大論,諄諄叮囑。不見其煩,反覺長者教誨。溫馨異常。黃校長退休之後,同仁們將其部分講稿文章輯錄成書,據曾經擔任黃校長祕書四年半、教務主任五年半的張世祿主任回憶,黃校長都是信手拈來,不用講稿,更不需旁人代擬。這說明黃校長的學養經歷都極豐富。他的作風尚可由以下各事看出:職員風氣老大,他要求分層負責:甚至彙編相關規章以利遵循。教員補習風盛,他要求自行負責,以建中為先。他從不標榜升學率,但當72年升學率降至百分之九十之下時,他不惜以彌封、集中閱卷、公布成績排行等方式激勵師生;學生自制力不足,以致學校衛生髒亂,他讓學生自行負責打掃。根據優劣賞罰,校園整潔因之改善。他任內拆除許多老舊建築以興建新校舍,但是當教育行政當局欲拆除紅樓重建時。黃校長力排眾議。堅持以為不可。他認為紅樓乃建中精神象徵,歷年校友最懷念認同的中心。而且是畢業校友與母校之閒的感情橋樑。絕對不可拆除。在他力爭之下,教育局編列百萬經費整修,雖然許多人對於紅樓表面噴上暗紅色漆的做法感到不以為然,但是占樓得保,不僅止於膽仰,學生日夜出人。活動於其間。追懷前賢,策勵未來:光榮的傳統不僅得以維持。更可以發拐光大。黃校長於74年屆齡退休,68年5月27日病逝。

75年2月1日,李大祥校長接掌理中(圖49)。自第三任孫嘉時校長以來,歷任校長均為外省籍,李校長是陳文彬校長以後自位臺灣籍的校長。他長期服務教育界,歷任臺北市成淵國中、成功高中等校校長。身裁高大,裨情嚴肅。個性豪爽,不拘小節。是個柔道二"同手,行為舉止頗有日本式教育的味道。他對於校園的綠化工作用力最深。一如在成功中學校長任內種草皮綠化,一到建中,便在操場中央部分種植綠草,如此既可達到綠化美觀的作用,又可以防止風沙擾人。種植期間雖然由於保護的需要,必需暫時限制使用,一時造成同學不便,但是今日看著操場綠意盎然(圖51),酷暑之時也不用為了避免風沙侵入而緊閉門窗:植草之功可謂大矣。下過同時一併種值的梅、桃、李、櫻等則似乎存活下多。李校長的嚴肅個性由其他一些事也可以看待出來。據老師們的回憶,他不喜與高官們交際應酬,遠校慶之時也甚少見到邀請外賓到場致辭或擔任頒獎工作。分析他在較刊中的文章。則非常強調人與人之閒的倫常觀念,以及團體中所應具備的自律和秩序。在《人文與科技》一文中,他要求同學們應該要認清、尊重自己的性向,不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而盲目追求流俗,並且鼓勵同學們不管選擇那一組。都應多多閱讀人文學科的書籍。這大概是因為建中長久以來便是數理當家,科技掛帥。李較長想改善此一不均衡的現象吧。李校長於78年1月30日屆齡退休,86年逝世。

劉玉春校長(圖51),河南修武人,民國20年生,因大陸戰亂。隨政府來毫,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並且修畢師大教育學分。先後任教於大同、懷 生國中,又擔任懷生、萬華國中。松山高商校長,民國78年2月1日接任本校校長。劉校長在建中最重要的成就,在硬體方面。繼李大祥校長為建中舖上草皮之後,劉校長將紅土跑道換成了P.U.跑道(圖52),不僅美觀,而且多年來困擾建中師生的沙漠風暴,也因而獲得徹底解決。想當年大漠高天,平沙莽莽無雲煙…李校長植草之後,「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劉校長再一整頓。則紅綠相映,窗明几淨。沙漠已是往昔神話。駝客只有夢裡依稀憶駝鈴,再難想像昔日的沙漠風情。

其次即為有「新紅樓」之稱的教學資源大樓。(圖53)。這一棟地下一層,地上五層的新建築中,包括了佔用部分一、二樓的圖書館(圖54),另在一樓尚有各科教學研究室,二樓另有歷史專科教室及可容百人的團體視聽教室。三樓有三間電腦教室,另有地理科專科教室以及一間遠距教室,四樓為本校網路行政中心。為本校校園內網路及對外網際網路的中樞所在。另有媒體中心、一間可容一個班上課的團體視聽教室、以及公民科專科教室。五樓則為一開放空閒,可以容納二~三百人團體活動,本棟樓造型兼容傳統與現代,與老紅樓相互輝映。此外,因應社會進步。同仁以車代步的越來越多,為保持校園內的安全與安寧,特將北側圍牆內靠西面的舊教室拆除,改建為停車場。並且,為了使建中與周圍的社區之間的關係更融洽,景觀更調和,又將原本磚頭高牆改為半高式的矮欄杆。此外,積極地收回那些長久以來被外人佔用的校地,如泉州街靠今日網球場一帶原來有兩家賣麵的違章建築,多年來一直無法處理,劉校長透過司法途徑,終於拆除那些違建,重新整理校地,在荒廢多年的舊游泳池處新建了一座網球場(圖55)。成為學生上課、老師運動的大好去處。 硬體建設之外,劉校長任期內一直不遺餘力地推行校園和諧運動。更加地開放建中校園,圍牆降低了,校外校內景觀融為一體;社團更活躍了,被請來演講的來賓從錢復、馬英九到朱高正、彭明敏都有,文藝界、娛樂界的名人一樣登堂入室。學生的課外活動愈來愈豐富頻繁,升學卻不但未受影響,反而益為亮麗,這可以糾正許多人認為參加社團活動必然影響課業的不正確觀念。劉校長對年青學子的看法可以由下列的一段話表現出來:「一個真正有用的青年,必須有基本的學問,敏捷的思考力,健康的身心,更要具有崇高的道德涵養和正確的人生觀。人若缺乏道德涵養,縱使學問再好,事業再如何飛黃騰達,其成功道上勢必滿地荊棘。人若沒有正確的人生觀。常遇事消極,對人仇視,只會扼殺自己的生機。」足以說明其教育理念。 劉校長在85年7月30日屆齡退休,由李鍚津校長接任。

李錫津校長(圖56),臺灣省雲林縣斗六鎮人,中興大學農藝系畢業,畢業後即進入國中任教生物、化學。通過教育行政人員七職等考試後轉任督學及其他教育行政工作。後又取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碩士,再負岌美國科羅拉多州(Colorado)進修博士課程。歷任國中教師、組長,縣市政府教育局督學、課長、臺灣省政府教育廳視察。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秘書、科長,臺北市立師範學院講師,臺北市松山商業職業學校校長,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等職。自85年8月1日接掌建中後。便以其慣有的民主作風帶領建中的六千多名師生。李校長主張「全面性的學習」,課堂中的知識與生活上的目標應該是同等重要的事。成為一個學業好的學生固然重要,學會尊重他人、與他人合作、與他人分享更為重要。他認為建中是一所有自由、民主、開放傳統的學校。但這些有賴學生的自覺與理性為基礎,於是他利用各種場合與老師同仁們溝通新的觀念。以營造學校更好的學習環境,又激勵同學們能夠培養自覺、自學、自治的能力與習慣,以建立終生學習的能力。李校長的想法可以很清楚地由其到校後的做法中看出:為了改變這一所有著古老傳統(建校歷史悠久,建築歷史也悠久)學校的觀感,他從環境改造下手,在廁所中布置花草以改善視覺,鼓勵負責清理廁所的班級以詼諧而富有巧思的標語來提醒使用者,獲致不錯的效果。另外致知樓、莊敬樓、正誼樓前原本是水泥地面。李較長請景觀專家協助規劃,將之改舖紅白相間的百碎磚,襯以四層樓高、披著一甲子歲月的大王椰子身影,配上紅色的速維龍跑道,綠色的中央草皮,建中校園不僅連一絲沙漠的痕跡都尋不出,與任何一所學校相比,都顯得高雅而深遂,器宇非凡(圖57)。他又動員家長的力量,協助維護校園的景觀設施,既使家長與學校的事務密切結合,也使學生能在更舒適優美的環境中學習,更減輕學校沈重的財務負擔(圖58)。至於領導風格,李校長對於各處室主管賦予完全的信任與支持。對於教師同仁的意見,則高度地尊重,在其傑出的領導之下,老師們努力教學,各處室竭力合作,同學們全力學習、成長,這一所有著百年歷史的名校,必將持續其光榮而悠久的傳統,邁向下一個「建中世紀」

肆、附錄:黑衫軍──橄欖球隊 橄欖球被視為建中精神代表,事實上,也沒有那一個學校的任何球隊能擁有像建中橄欖球一樣的地位。一九二0年。在日本素有「橄欖球之神靈」之稱的松岡正男,便已在當時的台北一中播下了橄欖球的種籽。1927年,一群學生在即將拆除的舊宿舍中(此一被拆除的舊宿舍,似即第二學寮),找到了一個舊橄欖球,又在圖書館中找到相關的規則,便自己玩了起來,這可能是建中橄欖球隊的起源,唯確實的成立時間,仍有待考證。此期的球隊穿著黑白相間的球衣(圖59),他們顯然訓練得不錯,還曾經兩度獲得全日本高校冠軍(昭和十五、十六年)。日本戰敗投降後,日人子弟被遣送回日,部分學生仍然維持這支球隊,他們在沒有教練的情況下自行摸索練球,並且在光復後的首屆全省中學聯賽中獲得銀杯,遠是光復後首面獎牌。第三屆的副隊長簡弘毅仿效執世界橄欖球牛耳的紐西蘭隊全黑球衣。設計了至今仍然代表建中精神的球衣,期許這支球隊能夠成為不敗雄師,從此人們便以「黑衫軍」稱呼建中橄欖球隊。

這些學生的精神感動了一位自韓國返國的前日本國家代表隊員林棋坤,自願義務擔任教練,指導這批學弟。球隊球技自此大幅進步。林教練以斯巴達式的訓練方法為建中橄欖球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要求球員完全服從,全力表現,務要在比賽中充分表現建中精神。曹禺老師回憶他們光著腳丫子在泥地上練習的情景,由於當時操場中央尚無草皮,球隊常常選擇下雨的日子練球。球員們在泥 坑裡摔打跌碰,奮不顧身。甚至雙耳撕裂亦不在乎。就是在這種精神的傳承之下,建中橄欖球隊才能連續獲得二十屆全國冠軍。而這個紀錄至今無人能破。當時建橄球員都是由日間部的同學組成,利用課餘練習,參加的同學成績平均必須在七十分以上,在許多老師的回憶中,越是球員,在教室中表現得越好,橄欖球隊員在任何地方都是同學們的表率。

民國五十二年起。初中部中和分部裁撤,本部初中雖尚存在,然逐年減招,橄欖球隊球員來源漸枯竭,其他學校也紛紛以擊敗建中為第一目標,民國五十五年,橄欖球隊敗給了台南長榮中學,球隊視為奇恥大辱,《建中青年》中也專文分析探究敗因。次年上下一心,再奪回王座。但是缺少兵源仍舊是一大致命傷,聯考進來的學生在課業的壓力下愈來愈無法投入,時勢所趨,黃建斌校長遂於七十四年將建橄交給建中補校負責,由於多職校都以職業化的方式經營球隊,建中長期與冠軍絕緣,但在歷屆校友出錢出力,努力耕耘之下,終於在八十五年再度奪回王座。相信在充分的訓練與強烈的使命感激勵之下,建橄將繼續創造新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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