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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鼎之波

現存台灣故宮博物館的西周重器毛公鼎,以32行497字的最長銘文著稱於世,號為青銅器的天下第一銘文。

大凡世間越是珍稀的東西,在人間麻煩事就越多,兵荒馬亂之中尤為如此。

毛公鼎有100多斤重,口大腹圓,半球狀深腹,口沿上聳立著兩只高大的耳朵,腹下三隻獸蹄形足敦實有力,整個造型地正規圓,風格渾厚而凝重,就連飾紋也十分簡潔有力、古雅樸素,標誌了西周晚期時尚的變化。人們已從濃重的神秘色彩中擺脫了出來,淡化了宗教意識而增強了生活氣息,與此同時,銘文增多了,對事件的記錄更為具體了。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時的器物,郭沫若稱其「銘全體氣勢頗宏大,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風烈,此於宣王之時為宜」。周宣王為周厲王之子,即位於周室衰敝之時。他力挽狂瀾,孜孜圖治,有中興之主的盛譽。毛公鼎腹內的這篇銘文,是一篇完整的「冊命」,記述了周宣王給他的近臣毛公(廣音)的任命和勉勵。

銘文首先記述了周初文、武二王開國之初,君臣相得的太平盛世;接著指出,眼下國勢不夠景氣了;進而說明,在這種危急關頭,宣王宣佈了委以毛公廣安國定邦以及管理周天子家事和內外大事的重任,並授予他宣示王命的專權,又特別申明,凡未經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以預告臣工們不予執行;繼而又告誡、勉勵毛公,不要怠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魚肉鰥寡,要忠心輔佐王室;最後為確立毛公的權威,重賞毛公以儀仗、車馬、兵器等器物。毛公對此感恩戴德,故鑄此鼎以資紀念,並囑咐後世百代、子子孫孫永寶之。

這篇煌煌巨製,郭沫若先生稱之為「抵得上一篇《尚書》」。而且,它不僅在內容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在藝術上亦極具美學價值。該銘文筆法端嚴,線條質感飽滿,結體莊重,以至於出土以來,清末的書法家們無不為之傾倒。清末著名書法家李瑞清就曾說:「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

毛公鼎於道光末年(1850年)在陝西岐山出土,於咸豐二年(1852年)被陝西古董商蘇億年運到北京,由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著名金石學家陳介祺用重金買下來。陳介祺與當時的收藏大家王懿榮、潘祖蔭、吳大澄、吳雲等常相過從,共同考辨古物,研究文字。陳氏於青銅器、陶器、古錢、古印璽、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並且精於考釋。他於咸豐四年(1854年)借奔母喪回歸鄉里,從此不再為官,專心致力於古物的收藏與考證。他的兩句詩:「熱鬧場中良友少,巧機關內禍根蟠」,很能說明其鄉居不仕的真實心理。他的多的考證著作如《吉金文釋》、《(竹甫皿)齋吉金錄》、《傳古別錄》、《十鐘山房印舉》等,都是依據他的收藏而為。後人又據其與時人討論古物的書信,輯成《陳(竹甫皿)齋尺牘》,更是具體說明了他鄉居後的學問所在。他的「萬印樓」現被山東省人民政府公佈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他的故居陳列館也在他誕生180週年時正式開放,被公推為上世紀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

毛公鼎在陳氏手上收藏了30年。陳氏對其他收藏都樂於公睹於世,印成目錄,昭示天下,唯有對毛公鼎,深鎖密藏,秘不示人。陳氏病故後,陳氏後人又繼藏了20年。到本世紀初,兩江總督端方依仗權勢派人至陳家,限三日交鼎,強行買走。毛公鼎到端府後沒幾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運動中的新軍刺死。後來,端方的女兒出嫁河南項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為陪嫁,而袁家卻不敢接受,端氏後裔遂將鼎抵押在天津的華俄道勝銀行。可是後來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許多青銅器均經過端氏的把兄弟、美國人福開森賣了出去,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無力贖回了。

1919年、1920年間,有個美國商人欲出資5萬美元把毛公鼎買走。消息傳出,國內輿論嘩然。民國間曾任財政總長、交通總長的大收藏家葉恭綽知道了,決意與美國人角逐,想方設法將鼎留在國內。葉氏本來力勸國內有實力者買下,後來卻不意傳來流言蜚語,說葉氏想在內中撈取什麼好處。葉氏一氣之下,變賣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買了下來。於是毛公鼎又來到葉家,一呆又是十幾年,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後又移至上海。

葉恭綽(1880—1968),廣東番禺人,字譽虎,號遐庵、矩園,清朝末年曾任職郵傳部,民國後歷任交通總長兼交通銀行經理,在1920年至1924年北洋軍閥時期,曾連任靳雲鵬、梁士詒、顏惠慶、段祺瑞內閣的交通總長,系舊交通系的骨幹之一,財力深厚,又嗜收古物,是民國年間最著名的收藏家和書法家之一。葉氏買下毛公鼎後,曾拓下銘文,分送親友,圈內人均知鼎已移至上海的葉氏寓所懿園。抗戰中葉避之香港,香港淪陷後,日本人脅迫他出任偽交通總長,被他稱病拒絕,整日臥床休息,足不出戶。誰知時間一長,關節疏鬆,倒真的落下了病根。

葉恭綽在香港的日子過不安寧,整日在日本人監視之中,誰知上海方面又後院起火。原來葉氏在上海的一個姨太太,因財產問題鬧糾紛,竟把毛公鼎藏於懿園的消息捅給了日本人,鬧得日寇三番五次前來搜查。葉氏得知後萬分焦急,即刻發電報到昆明,叫他的侄子葉公超(西南聯大教授)來港晤商。葉公超遂赴上海,為保護寶鼎與敵人周旋。葉公超到上海剛把毛公鼎安頓好就遭到日寇的拘捕,在獄中受刑七次,苦不堪言,差點喪命,後囑家人趕快設法請人仿造一鼎交出去了事。後經葉恭綽在香港遙控指揮,多方托人設法營救,好歹總算保住葉公超的性命,毛公鼎遂得以轉移香港,面交葉恭綽。

抗戰勝利前,葉恭綽被日軍押解回滬,仍是稱病不出。然而此時葉家一個龐大的家族,全仰仗他一人養活,實力已大不如前。他抗戰之前就已退出政界隱居不仕了,十餘年下來全家人坐吃山空,還要撫養好幾個子侄在外國留學,逐漸覺力不能支,只好靠變賣文物度日。到實在無奈之時,毛公鼎也保不住了。

其時抗戰勝利在即,日軍已節節敗退,抗戰勝利的大勢已定。上海一個大奸商陳詠仁為給自己留條後路,表示願買此鼎,並約法三章,勝利之後一定捐獻國家。於是,寶鼎又轉到了陳氏手中。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陳氏如約將寶鼎捐獻給當時的南京政府,歸原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收藏,解放前夕被帶去台灣,現存台灣故宮博物院。

一代國寶毛公鼎問世以來歷來為學界所重,不斷有人對其銘文考釋研究,《捃古錄金文》、《奇觚室吉金文存》、《客齋集古錄》、《周金文存》、《三代吉金文存》、《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等均作了著錄和研究。

散氏盤「失」而復得

現藏台灣故宮博物院的西周重器散氏盤,與毛公鼎一樣,均以其長篇銘文和精美的書法著稱於世。散氏盤的銘文共19行,每行19字,其中除有幾個字已銹蝕不可辨認外,實能認出者為357字。內容是一篇涉及西周中晚期諸侯國之間圍繞土地分配問題發生的一場公案,十分有意思。

銘文上說,關中畿內的、散二國,邊界相連,人屢次侵犯散國的邊界,掠奪土地和財物。散人向周王告狀,後來在周王的調解下,人不得已,同意以田園二區作為對散人的賠償,並且發誓將田交付散人後,永不毀約,否則就照田價付罰金,並通知其他各國與人斷絕交往。這場官司中還具體規定了這兩塊賠田的區域、疆界,並由兩國共同派官吏勘定後交接。周王還派一個叫仲農的史正(官名)到場作證,仲農完成使命後,遂將新界地圖交與人,並留下左券。在這種情況下,散人鑒於人平素的行為,仍是不放心,怕他們毀約,於是就把這場官司的全過程及人的誓約鑄在銅盤上,作為永久的證據,以防不測。

這場有趣的官司,不知事後人踐約了沒有,重要的是被後人看出了歷史的破綻——你周王室不是實行井田制嗎?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嗎?那麼為什麼現在可以實行有條件的轉讓了呢?這說明西周晚期井田制度的動搖及其王室權力的削弱,是整個社會制度開始動搖的重要信號。這就是今天看散氏盤的歷史價值所在,十分難能可貴。

據後來的學者們考證,散氏盤為周厲王時物。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又進一步考證,國疆界相當於現在陝西及武功一帶,散國的疆界相當於大散關、大散嶺以東陳倉一帶,散氏盤的出土地點當在散國地界之內。

散氏盤於乾隆中葉出土,為江南一位收藏家購得,長期存放在揚州。著名學者阮元考證後,將其定名為「散氏盤」,「散氏盤」遂名揚天下。當時的拓本價格已十分高昂,官府中達官貴人及外國人一直垂涎不止。後來藏家又將其翻砂複製兩件,其中一件賣給了日本人,真器仍在揚州。

嘉慶十五年(1810年)冬,當時的兩江總督阿毓寶從一個鹽商手裡購得此盤,作為嘉慶皇帝50生辰的禮品,入貢紫禁城。散氏盤入駐皇宮之後,一直被閒置於深宮,歷經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諸朝,因宮中貢品實在太多,又加上管理不善,後來竟無人知道它的下落,以至於傳出此盤已毀於圓明園大火的說法,遂宣告「失蹤」。直到1924年3月,遜清內務府為核查養心殿的陳設,才意外地發現了它!起初還以為是贗品,後以舊拓本相對照,方知確屬真品無疑。溥儀知道此事後,立即令人拓出50份,分贈臣屬。後來溥儀被趕出皇宮,此盤與其他文物一起歸故宮博物院珍藏;1949年解放前夕,被國民黨政府攜往台灣。

總督軼事

清末兩江總督端方,是一位傳奇式人物。他的許多故事早被歷史的煙雲淹沒了,只留下慈禧太后葬禮上的那一幕———他跑去東陵為慈禧送葬的隊伍拍照片,觸怒了監國攝政王載灃,認為不合章法,遂落了個免職的下場。1911年四川保路風潮漸起,他在這個多事之秋,被任命為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並由湖北率新軍一標前去鎮壓已經如火如荼的保路風潮,在資州(今資中)被起義新軍所殺。

現在真正使人們想起他的,倒是他的收藏,他是本世紀初最負盛名的收藏家之一。

端方(1861—1911)滿族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字午橋,號齋。1882年壬午科舉人,捐員外郎,遷郎中,歷官陝西按察使、布政使、護理陝西巡撫。1900年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逃到西安避庚子之亂時,他拱衛周圍,鞍前馬後,奔忙不迭,遂深得寵信,出入左右,不久就升為湖北巡撫、湖廣總督、江蘇巡撫,繼而又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成為權傾朝野的一員封疆大吏。

北京琉璃廠的老人們傳說他原先並不懂得收藏,在一次非正式的官僚們聚會的場合,人們談論古董時他也湊熱鬧,被人譏為「你懂什麼!」奇恥大辱,不雪不足以為人生,於是他發憤研究漢民族傳統文化,尤其在陝西任上,大肆收集古董,終於嗜古成癖,一發而不可收,不數年,海內果真刮目相看。

端方聰穎,悟性極高,加上有權、有勢、有錢,又處在陝西,這個號稱「一厥頭下去,準能刨出件文物來」的地方,天時地利佔盡,藏品很快蔚為大觀。他收藏的面很廣,中國傳統士大夫收藏的各種門類,諸如青銅器、碑刻、古印、古磚、泉范,甚至井欄、田券、墳券,只要有文字、飾紋、有考訂價值者,皆兼收並蓄。

《齋吉金錄》是他收藏青銅器的著錄,共計448器。其最負盛名的青銅藏品,是一組於1901年從陝西鳳翔府出土的商代酒器,共19件(後來也有人考證,其並非全屬一組)。這19件寶貝經考證確定為:父甲觶,父乙(有蓋),鼎卣(有蓋),青銅禁,妣巳觶,祖癸角,銅勺(6柄,每柄近尺長,勺頭為橄欖形,柄上有精美圖案),妣巳觚,觶,子執拂,鼎尊,鼎卣(有蓋,高2尺許,方底圓身,有提梁,紋飾極精),父巳尊和犧形爵(有立柱,紋飾極精美)。其中最為稀罕的是那只足有三四尺長的長方形青銅禁。禁,形制和作用極似一張長方形的茶几,古人在上面再置放其他各式青銅酒器。這套酒器中的青銅禁出土,為有史以來首次發現之禁,舉世為之轟動,被端方捷足先登,收為己有,著錄於其《齋吉金錄》首卷。出土地點為寶雞縣的三十里鬥雞台。鬥雞台這個地方,歷朝歷代不知出土了多少文物,是華夏祖先曾經集中居住過的一方寶地。

可惜這組寶貝在端方死後流入美國,入藏紐約中央博物館,這是端方的好朋友、拜把子兄弟、美國傳教士福開森干的「好事」。福開森在《齋舊藏古酒器考》中說:「1911年秋革命軍起,端方死於四川,遺產皆在北京,其後人以貧故,不能守,稍稍貨其古器物以自給。近年貧益甚,遂以此二十器(後又加入一件觶,計為20件),歸於我國紐約中央博物館,此1924年春事也。端方所著《齋吉金錄》於器之形制、尺寸記之特詳,而於其名物,未有詳確之記載,猶不免有遺憾……」在運往美國之前,福開森將這組器件逐一摹拓打印,據器之大小而定紙之長短,一套15幅圖,輯成《齋舊藏古禁全器》,鄭孝胥題籤,影印出版。於是國內大家能見到的,僅此影印紙本而已。後來有人傳出,此套古禁器物,賣了20余萬美元,無論在當時或是當今,都不能不算一筆巨額。

端方藏石達643件之巨。年代自漢至元,範圍廣於全國各地,形式不僅有古碑、造像、石經、墓誌銘,還有泉范、塔記、井欄、田券、造像記等等,並且逐一請人錄其碑文、刻記,他本人親撰考釋文字,編為《齋藏石記》16冊。幫他從事這一工程的,是當時知名學者況周頤、李明經和龔錫齡等人。「所錄碑文一點半畫悉依原字摹擬」,「良宵雅坐,時亦商榷,是非稽合同異,凡二三月輒自為一跋令錄文後,或易舊稿,或出新制,走人平授簡,喘汗相屬,蓋公政事之餘,勤勤著述概如此爾」,當事人龔錫齡如實道出了當時的合作情景。

據其考證,古之著錄金石者,始於歐陽修,繼而有洪適,「爰及近代作者益眾矣,然據原石者,僅志郡邑,限於方隅,私家收藏,則皆僅據通行拓本,人間習見,復出蓋多,其以一人藏石,都錄成書者,實自公是編始」。於是端方被推為以私家藏石著錄碑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殘經,大都為前人所未見,未曾著錄者,其史料意義尤為重大。當時端方曾感歎前人所著錄之古碑石刻,今已不為多見,而現時審視端方所集石刻六七百件,今亦不知存者幾何,百年風雲,是可懼也。

端方自稱:「余少稽此業,自為京朝官,及杖節方州,蓋嘗物色求,自詭以實驗為准,因此,金石之新出者,爭以購歸余。其舊者藏於世家右族,余亦次第羅。」可見其意氣奮發,大有不可一日不言石之意味。

端方藏石中,有漢代按照日影來測定時間的測景日晷、延熹土圭,井欄如天監井、湧金井,墓誌如皇甫粼、司馬景和,古碑如《曹真碑》、《郛休碑》……洋洋灑灑,如山海巨觀。

還有《齋藏印》,集歷代古印1896方,大者盈寸,小者如豆,或篆或隸,陰陽交錯,亦令人目不暇接。

端方尚有兩卷藏磚記,收入的皆為漢代罪人墓地的磚銘。端氏據此考證,墓誌銘在漢代就有了,從而否定了那種認為墓誌起源於顏延之之說,批駁了顧亭林源於南朝之說。他認為,漢代連罪人都有了墓誌,況無罪之人乎?

這批漢代罪人墓誌,均刻於磚上,如「漢蕭延死磚,章和二年」。端氏著錄了該磚的高、寬、厚度,字體大小;又如「漢左章死磚,和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京兆長安左章鉗口死在此下」,等等,共計117磚。每磚均附有考釋文字。端氏還從磚文的刻寫法,論證了古文字的演變,可見其用功之深。

古鼎沉浮記

1951年10月9日,上海西區天平路40號一幢小院裡異常熱鬧。這兒原是著名收藏家張叔馴的住宅,解放前張氏去美國了,上海市文管會最初就租用了這套房子(現在為文藝醫院)。這一天對文管會來說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清末著名大收藏家潘祖蔭的後代,向國家捐獻兩件西周時期的國之重器———大克鼎和大盂鼎。

捐獻者是一位典型的江南女子,薄薄的身板,秀氣的臉龐,一身潔淨略帶古意的裝束。就是這薄薄的身板,將一個歷史使命擔在了肩頭———她18歲嫁到蘇州名門潘祖蔭家族,幾十年間,孤兒寡母為了守住潘家百餘年來的收藏品,機智地闖過了亂世災年,最後終於將這批國寶完好地交給國家!

她叫潘達於,原姓丁,家藏舊物都是潘家祖傳的,她在捐獻儀式上說:「我是代表潘家捐獻的,所以改姓了潘。」她把家中所藏文物全部捐獻了,自己的丁氏之姓也隨之消失了。

捐獻儀式由華東文化部文物處副處長唐主持,上海市文管會副主任、文物界一代宗師徐森玉先生報告了潘氏捐獻經過。接著由華東文化部部長陳望道致表揚詞,並頒發了中央文化部的褒獎狀,上面寫著:

達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為祖國歷史名器,六十年來迭經兵火,保存無恙,今舉以捐獻政府,公諸人民,其愛護民族文化遺產及發揚新愛國主義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揚,此狀。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長沈雁冰

潘達於的同族堂弟潘景鄭(著名版本目錄學家、現為上海圖書館研究員)代表潘達於在會上發言,表示將古鼎捐獻國家的心願。從此,潘達於的名字就與大克鼎、大盂鼎聯在了一起。人們只要一提起這兩尊古鼎,甚至只要提起西周重器,就會想起她的名字。這兩尊古鼎對於研究中國歷史太重要了,正如徐森玉先生所說:「這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和美術考古學的珍貴資料。它們在學術上的價值,堪與毛公鼎、散氏盤和虢季子白盤歷史美的……」

大克鼎,外形是立耳獸蹄,寬寬的口沿下飾以變形的獸面紋,獸面紋中間又飾以小獸面,還有凸起的觚稜,顯得十分端莊、凝重。鼎的腹內壁上鑄有290字的長篇銘文,銘文行間又有線條相隔,使得銘文十分整齊、華美,這在西周青銅器中是很罕見的。銘文的內容是說,克的祖父名叫師華父,是周天子的重臣,輔佐王室,德厚功高。他有謙遜的品質、寧靜的性格和美好的德性,幫助王室把國家管理得非常好。鑒於他的功績,明智的周懿王就提拔他的孫子克為近臣,擔任了出傳王命、入達下情的重要職務,並且賜給禮服、土地和奴隸。這些官職爵祿將世代襲承,單傳嫡長子。克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得之於祖父的餘蔭,所以造了這隻大鼎,用來祭祀祖父師華父。這篇銘文反映了周天子賞賜大臣的情況,是對當時的賞賜制度、土地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具體反映,所以歷來被作為研究西周歷史的重要資料。

大克鼎是在1890年從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任村的一個窖藏點出土的,同時出土的還有小克鼎七器,以及克鐘、克須和仲父等120余件青銅器。大克鼎被帶到北京、天津後,被清廷工部尚書、蘇州人潘祖蔭重金購得,安置在北京的家中。時人曾記敘說:「文勤公生平所藏之器以此為最,曾鐫印章曰:寶藏第一,求拓本者踵至,應接不暇,多以翻本報之。」足見其對大克鼎的珍視。

關於大盂鼎,來歷就更複雜一些。鼎身為立耳、圓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飾以饕餮紋帶,三足上飾以獸面紋,並飾以扉稜,下加兩道弦紋,使整個造型顯得雄偉凝重,威儀萬端。

與大克鼎一樣,大盂鼎腹內亦有精美的長篇銘文。大意是說,周康王對貴族盂講述了西周開國的經驗,追述了祖先文王、武王滅商而有天命的原因,是因為辦事和祭祀的時候都不敢酗酒,始終恭教而認真;殷商之所以滅國,在於他們飲酒太多的緣故。所以他自己願以文王為榜樣,同時告誡盂,也要以祖父南公為榜樣。周康王命令盂幫助他掌管國家的軍政大事,賞賜給盂香酒、禮服、車馬、儀仗和1726個奴隸,並叮囑盂,要恭敬效力,不違王命。銘文最後指出,盂製作這尊寶鼎,是用來祭祀他的祖父南公的。這篇有趣的銘文,除了告知人們當時的朝廷的賞賜制度、世襲制度以外,還介紹了周初開國的經驗,尤其是把商朝的滅亡歸為飲酒過度,這就對研究商代的社會情況提供了重要的信息,非常難得。與此鼎同時出土的還有小盂鼎,可惜久已失傳,今人未能獲見。

大盂鼎為清道光初年(1821年),在陝西岐山縣禮村出土的。出土後,為當地豪紳宋金鑒所有,後來又被岐山縣令周庚盛奪得。道光三十年(1850年),宋金鑒赴京趕考,得點翰林,時值大盂鼎又從周家流出,在琉璃廠善價而沽,宋金鑒又出銀3000兩,把此鼎再次買來,運回岐山。同治年間,宋家家道中落,其後代將鼎運到西安,以700兩銀子轉讓他人,後來又歸鎮守西陲的一代名將左宗棠所有。數年後,左氏在湖北受人陷害,清廷信以為真,要召左進京問罪,幸虧工部尚書潘祖蔭從旁說合疏救,才得倖免。左宗棠深知潘氏的嗜古癖,遂以大盂鼎相贈,以示感激之情。於是,大盂鼎又有了二次進京的機會。

潘祖蔭收藏青銅器的處所號稱「攀古樓」。「攀古樓」歷年所儲,除大克鼎、大盂鼎之外,林林總總凡數百器,據潘氏《攀古樓彝器款識》記載,尚有著名的史頌鼎、呂阜鐘四、郾侯鼎、夫捨鼎、季余鼎、至鼎、齊、伯矩彝、季保彝、父辛卣、祖乙卣、休敦、季良父等等,可謂壯觀。抗戰之前,潘達於為留下藏器資料,曾請可靠的攝影師,對全部家藏青銅器逐個拍照,共得380塊玻璃底片。從中可知,潘家在抗戰前青銅留存尚有380器。

關於潘氏所藏的史頌鼎,亦是一尊具有相當歷史研究價值的、不可多得的寶鼎。鼎的腹內有15行、115字的銘文,是記錄西周冊命制度最完善的文件之一,是周宣王時代的叫頌的史官製作的。全文大意是:三年五月甲戌之晨,周王在邵宮的太室即位,受命者頌在宰的引導下入門立於中廷,尹氏將周王的冊命書授予史虢生宣讀,內容是命令頌掌管成周市廛20家,監管新造,積貯貨稅用於宮御,為此,又賜頌命服、馬具攸勤等。頌 拜叩受命,帶著有王命的簡冊退出中廷。最後,頌宣揚周王的冊命,並為先祖作此寶鼎,表示自己將對先人行孝道,祈求康福、長命,永遠效忠於天子。這樣完整地記敘周天子冊命儀禮的文件,在西周青銅器中是不多見的,歷史學家們認為,這對於研究西周時代的冊封制度具有重要價值。

當初潘氏每得一器,就與同好者切磋研究,圖狀釋文,以傳後世。常與商榷者,有萊陽周孟伯、南皮張之洞、福山王懿榮、吳縣吳大等,皆清廷末年有金石癖的一代大吏。

潘祖蔭於1890年去世,生前曾任工部尚書、大理寺卿、軍機大臣。身後無子,所遺大批文物,就由其弟潘祖年赴京押運回鄉,存放在蘇州南石子街的舊宅中,僅青銅器就堆放了滿滿一大房間,另有一大間專放古籍和字畫卷軸。潘祖蔭的藏書樓稱「滂喜齋」,亦為江南一大書藏。

潘達於嫁到潘家是1923年,丈夫潘承鏡,本是乾隆年間宰相潘世恩第三個兒子的後代,世稱「老三房」的後代,後來因為潘祖蔭無後,而潘祖年的兩個兒子過繼給祖蔭後均早夭,剩下兩個女兒,大女兒吳江同裡徐氏,二女兒潘靜淑嫁給著名畫家吳湖帆,家中仍是無人繼承香火,於是就將「老三房」的後代潘承鏡過繼過來,成為潘祖蔭和潘祖年兩家的孫子,兼祧兩家香火,而潘達於就是兩位大人的孫媳婦。

潘達於何其不幸,結婚剛剛三個月,丈夫就故世了,沒有留下子息。這在潘家氏族中亦有一件怪事,好像潘祖蔭的命中就沒有後代,過繼過來一個死一個,都是未成年或是沒有子息就亡故了。有人認為這是家中收藏的青銅器太多,陰氣太重所致。果然,潘承鏡過繼給潘祖蔭、祖年當孫子,亦是白髮人送黑髮人一場。

孩子是可以過繼的,潘達於的姐姐丁燮柔和姐夫潘博山將女兒家華過繼給了她,在此之前,還過繼了一個兒子家懋。可是收藏和保護潘家山海般的文物的責任,是無法過繼的。結婚後第二年,祖父潘祖年也去世了,就剩下孤兒寡母過日子,上有老祖母,下有一雙兒女,而中間扛大梁的正是瘦瘦小小的潘達於。

潘祖年去世後,外界都知道偌大的潘府中藏寶無數,盜賊就常來光臨。又有各種人士前來打探,勸其出讓寶鼎。有個外國人願出600兩黃金再加一幢洋房作交換,而潘達於堅不為動。她懂的道理很簡單,然而卻非常堅定,此鼎是幾百年、幾千年前世世代代傳下來的國寶,不能出賣,只能保護好繼續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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