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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憶往九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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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當他在年輕時--一切向前看的時候,往往只覺得時光流轉好慢。例如你剛進學校,期待畢業,總覺得高三畢業典禮那一天來得好慢。可是當一個人回顧往昔的時候,卻又發現時間飛逝得太快了!正是中國人那句話:「曾記少年騎竹馬,轉眼已是白頭翁」!記得我以四十二歲壯年來到建中,轉眼間已經九千多天了。離開建中,有朋友問我有什麼感想?我發自內心的回答是:我覺得自己好像一枝快燃盡、但還沒有點完的蠟燭一下子給吹熄了。我非常羨慕好友趙毅老師,在上課時倒下!他病重了也不願請假,為同學們的課業,死而後已!這才是「蠟炬成灰淚始乾」!我則沒有這個機會。法令、制度要我非走不可--我雖愛建中,立意和她相始終,然而卻辦不到!也就是有這種心理上的遺憾,所以雖然離開,卻抹不淡我對她的關懷。我常常懸想,如果真有轉世投胎的事,來生我定要投考建中,然後再在建中教書,再次擁抱紅樓!由於愛與關懷,這次編者要我寫點關於建中今昔的文章,我便欣然同意了。

  不過我先要聲明:我不是一個「退化論」者。有些人老是喜歡說「一代不如一代」,「我們那時候是如何如何地好,現在不行了」。在我看來,一切都在動變之中,現在當然和以前有很多不同,在變,這變也許多些比以前不如,也可能有些比以前更好。以前好還是現在更好,由於我只清楚過去不瞭解現在,實在無從比較。因為我只能把記憶所及的過去,誠實地說出來,供同仁們作「鑑古」之用。同時我更盼望不要由它--這篇文字--掀起「以古非今」的結果。紀元前我國的改革家商君不是說過:三王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治?

建中怎麼會變成第一志願?

  據現任外交部長錢復校友,接受建青編者訪問指出:「最初建中不是升學的第一志願。那時第一志願是附中」。但在賀校長翊新先生接掌建中後,短短兩年便改變過來。什麼原因?因為某校新任校長xx,是一位很有學術造詣的學者,但也正因為他個人學識很好,就不太尊重同僚的教師們。那時候臺灣教育界還存有日本殖民時代的惡風:校長對教師不特視為部屬,簡直會視為臣僕!特別是小學,教師到校,先得向校長鞠躬,即使校長不在,也要向他的座位行禮。這種作風當然不能為大陸遷臺的若干名師所接受,某校長雖然還沒有「日本作風」的霸道,但常表現高出儕輩的氣焰,這一來,很多優良教師便被賀校長禮聘到建中來了。優秀學生自然跟進。

賀老怎麼選聘、對待教師

  賀校長聘任教師十分嚴格:有些是在別校教出名了的,他便設法「挖角」;如果是未成名的,他必定先行「口試」--那時並沒有試講制度--而且即使經他口試合格,通常也不立即發給聘書,而只是代課,然後他自己到課堂聽講,並且指定學生(成績好的)到別班同科老師處聽講作比較,定要學生滿意,才發給聘書,時間經過可能要一年。(筆者就是經歷這一考驗的)。至於大人物的推介,他從不接受,而會把推薦信揉成一團,丟進字紙簍!

  值得提到的還有:

  他口試教師,絕對顧及教師的尊嚴--他絕不表露:我要甄試你,而是說:你是某學科的專家,對這門學問,我有些問題不懂,特別向你請教,於是提出若干學理上的問題;同現的甄試--教師有如「考生」不同;

  教師如受學生反對,怎麼辦,他必定自己去聽課,然後決定學生反對有理或是無理!

  一次有位數學老師,被學生指責經常遲到。他問班長:老師教得好不好,學生說非常好,只是常常遲到--因為那位老師正因為很好,所以在補習班課多。賀校長當時答覆說:我會處理,你猜他怎麼處理?他不是叫老師到校長室聽訓斥--以停聘威脅,他是查出那位老師該上課的班級,先在門口等著,上課鈴響了十五分鐘,那位老師來了。他上去一鞠躬,握了手,說:「謝謝您」!從此那位老師辭去很多補習班,不再遲到了。

紀念周、升降旗時的賀校長

  在升降旗、紀念周,賀校長很少講話。他認為講話太多沒有什麼用處。特別是講話指責缺席、遲到的學生,他以為不恰當。為什麼呢?他認為被罵的人根本不在,卻叫這些本守規矩的學生在太陽下被訓;

  在這類集會上師長講話,無論是主任或教官,只要鈴聲一響,他定要他們結束,未完的話,明天再說,因為一定要守時,更不能花掉上課時間。

考試不多

  建中在賀翊新時代一直延續到崔德禮校長時代,考試都很少。大家的共同看法是:要讓學生自己調整他的課程學習,因為有些功課是記憶的,記了太久反而會忘記;而有些如數理,非札根基不可,必須平常札根,如果周考、月考、大考、小考,忙得一榻糊塗,學生完全受控,則他會喪失學習的自發性,讀書沒有自己計畫,只是應付考試,有大害!當然這樣必須有一前提,就是學生唸書出於自發。同學們如果沒有「愛智」的動機去唸書,建國高中自然在家長要求下要變成「建國國中」了。

師生之間

建中的幾任校長,都有一個原則:「學生第一,教師至上」。而師生間也有良好的倫理。教師在學生眼中,大多數都有:「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的味道」。教師對學生也必然盡心盡力。例如盧世芬老師(後任師大教授)也開有私人家教班,但絕不收本班學生,他說:我開班不是另有秘法傳授,班上如有不懂的,我抽空加課,或個別指導,可不能再到我的補習班來交費。

  我們那時候,常有國定假日放了假,學生要求在周末或是星期日補課的,老師固然一定同意,學生也像正課一樣到齊,沒有現在暑期輔導課時,空椅特多的現象!

  以前學生還有特點,一是發問頗有深度;二是不放過細微問題;三則是有時還匡正老師的知見。至於無聊的、低水準的、耍寶的問題,從不曾有。

  記得錢永祥同學(現為中研院研究員--他和馬英九同學同屆,我時任錢君二十班和馬英九君十九班的課)問我:普列漢諾夫的主張--我當時只約略知道普氏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即俄共前身)的創黨人,其他則茫然,為了這,迫使我去重讀社會主義思想史,而到現在還覺所知仍然不足;又有一次我教國文,有一課是梁實秋的文章,當中有一句:「我有一枚古錢,上鑄:『臨安府行用,當三百文省』」,同學問這「省」字是什麼意思,「害」得我查遍有關資料,都無法解釋,幾個月後才由孫靜山(歷史老師)指明方向,查到梁書食貨誌,才得解釋。

  這,無非說明昔日建中學生治學的嚴謹,現在的同學們無妨省察一下,你的學習態度如何?所謂研究,研是以砥石研墨,一大塊墨不能作字,必須「研」得沒有粒子才行;究是「追究」,所謂「窮究到底」;過去建中學生大多是這樣的,所以人才輩出,現在的建中人似乎也該如此吧!

  時移世變,有些團體,如政黨由光輝逐漸蛻變為腐化;有些學校由一流變為二三流;建中我希望她永遠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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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last modified on October 07, 2013, at 12:57 AM